梅特涅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首要问题是使奥地利摆脱法国盟国的地位，变成一个中立国。他希望利用他的中立地位，确认他作为调停者的信誉，并且最后以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梅特涅的目的是拿破仑和他的敌人们之间进行斡旋。这件事必须做得使拿破仑决不能说奥地利撕毁了誓约，或者背叛了同他的联盟。在缔造和平的旗帜后面，梅特涅还有早一目的—失津立一个新的反对拿破仑的同盟打下基础，以满足奥地利的国内需要。
在强调最后这一点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个论题，这个论题成为他以后所有的著作中的中心内容。基辛格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经常考虑到它的国内结构。奥地利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合它自己的特定情况；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统治权不属于人民，民族自决原则在这里也是不可信赖的，所以它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种能尊重像奥地利这样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利的国际秩序。梅特涅知道，奥地利决不能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因为根本不存在奥地利民族。国际秩序必须考虑到能使奥地利这样一个国家存在下去的合法原则。
英国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在把卡斯尔雷同梅特涅进行比较时，基辛格不大考虑他们两人的个人特性，而是较多地考虑可供这样两个很不相同的国家在外交政策上进行选择的种种方案。卡斯尔雷稳健、笨拙，是个实用主义者，而梅特涅，在基辛格看来，显得优雅、敏捷，是个理性主义者，但这一点远不及另一点重要，那就是，卡斯尔雷必须考虑到一个岛屿强国的各种利益，而梅特涅必须发展一种政策，使之适合一个多民族大陆国家的利益。英国在早些时候的政策曾经使它自己陷于孤立。基辛格写到“十年孤立的严峻考验”，并指出英国无意重蹈覆辙。但是，这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英吉利海峡是一道非常可靠的防线，欧洲大陆爆发的战争并没有像它影响维也纳那样影响伦敦。基辛格继续解释说，英国的议会立宪制没有受到流行的革命思想的危害，而奥地利的多民族君主制就不一样，它是受到威胁的。奥地利国家生存的合法性受到了一种理论的挑战，这种理论主张，只有以单个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当英国加入反法同盟时，它所关心的不是一种革命理论，它对此毫不在意，它关心的是拿破仑非常具体的统治全世界的雄心。英国的政治家始终反对让单独一个国家主宰欧洲大陆，他们历来认为这种控制会危害英国自身的安全。基辛格说，英国担心的是一种把英国排除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和平。而欧洲大陆害怕的则完全不一样，它害怕“持久的革命”。
从理论上讲，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都反对革命；其实他们对革命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岛屿强国的发言人，卡斯尔雷主要关心的是构想出一套保护欧洲在将来免受军事侵略的办法，所以他首先希望的是充当一个调停者。尽管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大多把卡斯尔雷描绘成一个死硬的保守派，但基辛格认为他是个中间派，这个人曾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旨在复仇的建议。英国人只有在一点上是墨守教条并毫不退让的：在制海权方面他们决不妥协，他们认为制海权对他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希望英国介入欧洲大陆将是一个罕有的重大事件，并且只有在为了应付某些紧急事变时才会发生。每当（或假如）这样的一种危险确实出现时，他们要求英国使用巨大的实力介入，否则，英国就应该不介入欧洲大陆的争端。基辛格写道，这种理论是完全同一个岛国的心理状态相适应的。
只要主要问题是为了打败拿破仑，卡斯尔雷与梅特涅之间在对未来的看法上所存在的所有分歧之点是不明显的。梅特涅的目的，对卡斯尔雷来说，有时好像是难以捉摸的。卡斯尔雷为自己具有处事“光明正大”的声誉而自豪。但是人们一般都没有认识到这两个人是从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梅特涅忙于施展高度复杂的纵横捭阖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欧洲很少有人能看透。他在公开场合，和平的必要性从不离口，但在幕后，却竭力劝说奥地利皇帝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梅特涅完全懂得应当怎样去影响他的皇上。然而，照基辛格看来，梅特涅的绝招并不在于他知道如何对待他自己的皇上—一个头脑简单但又顽固不化的平庸之辈，而是在于他知道怎样对付拿破仑。梅特涅从来没有像拿破仑的另一些敌人那样犯过低估拿破仑无法无天的罪恶目的的错误。拿破仑懂得怎样利用别人的短视浅见。但是在梅特涅那里，他就无法得逞，因为梅特涅对于他的意图是不抱什么幻想的。梅特涅一点也不受这个法国皇帝的恐吓，他相信能够用外交手段打败拿破仑。这种情况是带有某些讽刺意味的。拿破仑之所以能征服别国，是因为他运用了他的敌人认为行不通的规则来作战的。梅特涅则运用外交手法造成了拿破仑的失败，而拿破仑甚至连这些手法是怎么一回事都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