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追溯1812年出现的拿破仑帝国，他发现这个帝国成功地破坏了早些时候欧洲的那些关于合法性的观念，但是它自身的存在却没有得到保证。正如他解释的那样，拿破仑帝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在于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军事上被打败的民族身上的能力。然而，如果那些民族不承认他们的失败是最后的失败，那么又会怎样呢？欧洲会允许别人用武力把它组织起来，这一结论并非言之过早。那么怎样把它组织起来呢？按照基辛格的意见，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这两个人为最终创立新的欧洲均势提供了原则。基辛格并没有认为，这方面的成就完全依赖于这两个人的直觉的能力。为了使他们的概念能被人接受，重要的是把他们的概念按照他们自己国家的需要进行修改。各国的需要不是完全相同的。在任何国际体系中，不同的需要必须加以调和；在任何同盟中，情况亦然。英国和奥地利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因此基辛格提出了另一个基本区别，即他所称之为“岛屿”强国同“大陆”强国的区别。
英国是岛屿强国，而奥地利是大陆强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的问题；基辛格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两者各以极不相同的方法来看待外交政策问题。尽管基辛格在这本他自称只论述十九世纪的书里，不愿意谈及二十世纪，但书里显然暗示着，至少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止，美国是一个岛屿强国。美国对安全的定义必须区别于一个大陆国家对安全的定义。因此，在十九世纪，正如卡斯尔雷与梅特涅之间一样，他们的看法也决不会完全相同。他们的利害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各不相容的。谁都不可能充分地放弃自己的先入之见去采纳对方的见解。如果谁这样做了，也不一定会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
卡斯尔雷制订了一种适合岛屿强国需要的政策。英国，由于基本的地理因素关系，相信只有当赤裸裸的侵略发生时，并且只有能提出证据以说明整个欧洲陷于某个人势力的威胁之下时，它才认为自己受到了危险。奥地利呢，由于地处欧洲中心，对于迟早可能影响它的安全的事件不能抱有乐观的看法。它不敢坐等侵略发生；它始终关心如何先发制人以阻止动乱。基辛格认为，地理学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形象中是有重大意义的，但他又不赞成把地理学看作唯的一重要因素。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国内结构和国内政治也同样重要。政治家倘若忽视他的社会的内部弱点或者夸大他的社会的力量，不管这种弱点和力量是以人民的决心还是以人民的团结来衡量，他就忽略了他从事的这个政治职业的基本原理了。
英国这个岛屿强国在其政体上是绝对安全的；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各种思潮，任凭它们怎样强大，也不可能威胁到这个政体。奥地利是残存的封建大国之一，又是一个使用好几国语言的王国，境内有许多文明水平不同的民族。它的国内制度是脆弱的；在民族主义日益增长的年代中，对所有相信民族主义是未来的潮流的人来说，奥地利帝国的存在似乎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奥地利深切地知道自身的脆弱性，因而不敢听任社会动乱在任何地方出现。一旦大火燃烧起来，便难以收拾。基辛格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说服两个利益如此截然相反的国家，把它们的分歧放到从属地位上去，而赞成一项共同的政策呢？英国，由于它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政治结构，坚持一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是合理的；它感到自身绝对安全，因此认为不必取得一项保证，要别国保持一种特定的政治局面。奥地利不存在这样的有利条件，别处发生的事件马上会影响它的安全，因而它主张要有一种
进行干涉的普遍权利也是有道理的。两种明显不同的民族利益——尽管都是可以理解的和合理的——却不容易结合在一起，然而，基辛格说明了如何使这两者最终调和起来。
有一点基辛格是肯定的：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为欧洲缔造的这种稳定的国际秩序，为和平得以维持一个世纪之久创造了条件。基辛格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并不妨碍他看到欧洲为享受到好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基辛格写道，在十九世纪，欧洲人居然相信他们可以享有各种利益——物资繁荣，削减军备和持久和平。他说，这是一种“太平盛世的迷信”；这种迷信对他没有多大吸引力，特别是当他回想起这种纯洁无邪的时代是以空前残酷和具有无比破坏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