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当研究生的年代里正是这样干的。就在这段时期，他才摆脱掉他自己造成的孤独。他开始会见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他承担了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的教学；他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并创办了一份他命名为《合流》的季刊。他同以前一样，还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他找到一位教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之后，便自由地开步走了。要是在一个比较按常规组织的系科里，对于基辛格选择这个题目作为学位论文是否合适，或者他准备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可能是会提出疑问来的。但是在政治系里，这两个问题连谈都没有谈起。在五十年代初期，这个系教学较为松散，开设了几门各不相同的学科。主持这个系的那些人，也不大干预同事们已经表示同意的事。
由于这种学院制度提供了许多这样独立行动的机会，基辛格有充分理由予以赞同。然而，他一再自问这样的专业是否合适。在大学读书时，他曾经认真地考虑过，是攻读法律呢，还是学医。他甚至去上了医学预科的课程，认为自己也许有一天会想投考医学院的。后来这个前景不再向他召唤了，但是攻读法律仍然是他向往的事。他很想知道，得一个法律学位是否能为他提供一种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的人所绝不可能想望的活动范围。他环顾周围，研究生的生活似乎充满着困难，没有乐趣，而且狭隘，似乎同许多他最感兴趣的事物都是隔绝的。这是不是一种警告，告诉他这就是学院生涯为他准备的一切呢？他是否真的愿意在大学环境里度过他的一生？他是否应该在政治系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最后他决定留在大学里，部分原因是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出生在德国的环境下的人来说，当一个教授的经历，前景是有非常特殊的吸引力的；另外也因为他有一种直觉，一种正确的直觉，认为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他能够按自己的心愿安排自己的一生。
这些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使人们注意到基辛格当研究生时坎布里奇的大学生活中的某些明显的特点。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正式讲授是极少的；在这个学术部门中，对于德国的兴趣总的来说比较小，哈布斯堡皇室统治下的奥地利，其实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人们对于基辛格的研究课题没有什么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基辛格毫不在乎。甚至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一般人对这个题目罔然无知，从而使他得到了裨益。他系统地读遍了有关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已经发表的主要著作。最初，他有点怀疑：有关这个题目的著作会对他有用吗？基辛格的朋友、研究生时的同学、已故的克劳斯·爱泼斯坦——基辛格很钦佩他的渊博学识，而他也读过基辛格的全部原稿——说服了基辛格，使他相信不读完全部著作是不可能论述梅特涅的。有人劝他说，要写关于卡斯尔雷的论文也同样如此。他照朋友们的意思去做了，他非常认真地着手阅读与他的论文题目有关的一些次要著作。最后当他着手准备那份加有注释的参考书目时，他列出了已经阅读过的书有一百余种，其中只有少数是美国学者的著作。他发现这些著作绝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的作品。对于其中的一本，他写道：“这是一本写得很好、偶尔也写得很出色的书，但是拿来作认真研究之用，则未免过于单薄了”；对于另一本书，他说：“又一本肤浅的描写战争之作，把英国对付希特勒的经验同英国对付拿破仑的经验作了明显的类比。”那么，这是否就是基辛格的有名的妄自尊大的早期表现呢？完全不是。美国出的那些书是拙劣的；其他那些由德国和英国学者写的原著，只要是好的，都受到了赞扬。基辛格当时是否想成为研究梅特涅式外交的唯的一美国专家呢？不，他对此毫无兴趣。开辟一个学术领域，然后把这个领域作为非我莫属的领地，这对他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
基辛格决定论述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这是因为他相信，通过对他们生平的研究，也许能使他得到教益。从理论上说，政治系的任何其他研究生也可能选择同样的题目，并且以大体上同样的方式进行研究。但事实上，不可能那样。基辛格主要是依靠他的智力，然而，除此之外，他还具有另一股无可争辩的力量：他有意独辟蹊径进行试验。他知道别人很尊重他，会让他去做他希望做的事。没有人跑出来对他说他还没有把卡斯尔雷的全部文件查阅过。若是在另一个不那么自信，不那么自足的学院环境里，或许就会有人提醒基辛格说，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在坐下来论述卡斯尔雷之前，曾经查遍了伦敦、维也纳、柏林、列宁格勒、汉诺威和巴黎的档案馆。基辛格是否相信只要利用威德纳图书馆所收藏的资料便可研究这个题目呢？哈佛大学没有人硬要基辛格写一篇能符合传统的治学准则的学位论文。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哈佛大学的自信允许它的教授们尝尝这样的美好滋味，那就是认为他们所宣称的一切就是治学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