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得到了“漫游”的自由。他的工作几乎是不受监督的。没有人强要他按照一种特定方式进行研究或催促他尽快完成。没有人以为他的研究会改变过去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或取代那些更为正统的分析。哈佛大学听凭基辛格完全按照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解决他的知识问题。到头来他主要是为自己而写作。没有人等着他的著作去复印；也没有人以为他的著作将会引起巨大的震动。对于一个写作目的主要是使自己受教育的年轻人来说，难以想像有一系列比这更为幸运的条件了。
那么，基辛格学到了点什么呢？他学到了许多东西，而几乎所有这些东西都与当代世界有看某些联系。基辛格从探索如何实现和平的问题着手。他认识到和平不能成为外交政策的目的，他认为，和平只是正当地考虑并明智地执行政策所带来的额外报偿。他的著作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反思起来，追求和平的力气花得最少的那些时代，看来反倒是最太平的时代。”这里他并不是在说讽刺话，基辛格写道，在把和平作为第一目标的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里，每个国家都处于最残酷无情的国家的摆布之下。因为这里存在着对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进行安抚，并接受它的即使是无理的要求的最大诱因。这样的形势只能产生巨大的不稳定与不安全。
在基辛格看来，由于一个国际体系的目的是稳定，关键就在于谋划实现稳定的方法。在基辛格的心目中，稳定有赖于“一种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赖于一个“有关各种切实可行的安排的性质，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许的目标与方法”的国际协议。基辛格提出了一种他以后著作中从未放弃过的区别不同性质的事物的标准。他把两种国际秩序进行比较：一种他称之为“合法的”，另一种则称之为“革命的”。对他来说，这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一个把两者混淆起来的政治家，或者一个想像自己是生活在这一种国际秩序中而实际上却生活在另一种国际秩序之中的政治家，必然会犯外交上的错误。基辛格承认，战争可能在一个合法的秩序中发生，但他坚持说，这样的战争将是局部的，而且可采用外交方法加以解决。他给外交下的定义很简单：“通过谈判，解决分歧。”那些承认某一特定国际秩序为合法的国家能通过谈判解决他们的分歧。然而，当一个国家坚持认为这个国际秩序为非法时，外交活动便不能奉效了。像这样的一种国家即是革命的国家，当它向既定的国际秩序挑战时，它实际上是要求撇开现存的秩序而以另一种秩序代替它。
从理论上说，基辛格所论述的是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家面临的问题，而事实上，他是在探讨二十世纪中期国际体系的性质。他与许多其他人一起提出了苏联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
革命的强国的问题。对基辛格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可以泰然置之的问题。苏联是接受现有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呢，还是想改变那个体系？有些人认为苏联的行动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指出了苏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遇到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事情导致苏联领导人产生猜疑并感到不安全，而现在则应对此表示同情与谅解。这种讲法，基辛格是不大同意的。对于有些人的议论，例如认为，俄国之所以念念不忘于能够防守的边界，是反映了俄国革命以后那段时期的悲惨历史，基辛格解释说，在任何一种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中，不安全感是必然都会有的。他解释说，不安全是一个国家体系常见的现象，正如死亡是人类体系常见的现象一样。国家感到威胁是理所当然的，不足为奇。然而，使基辛格关心并使他认为事关重大的是，某些国家拒绝别国的保证。它们的要求是“绝对安全”，照基辛格看来，这是一个不能立足的要求。一个坚持要求“绝对安全”的国家是“革命的”国家。假如它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话，其他所有国家就统统不安全了。
任何一个国际秩序，只要其中有一个“革命的”国家，谈判便无法进行；外交家也许会进行会谈，但是达成有意义的协议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实际上，基辛格的意思是，外交家将各持一端，没有共同语言。然而，那些非革命国家觉得难以承认这一点；基辛格写道，他们宁愿相信，他们是能够与“革命的”国家相处的。只要有“诚意”以及“达成”协议的愿望就行。他们不愿接受现实存在的僵持局面，他们想相信“革命的”国家只是在夸大它的立场，借以得到某些战术上的好处。由于相信有限的妥协早晚会导致“解冻”，而“解冻”则又有助于产生讨论基本问题的愿望，因此他们坚信最终将会达成协议。基辛格写道，非革命国家认为难以接受这样的命题，即“革命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容谈判的“漫无限制的目标”。认为“革命的”国家无意仲裁分歧，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事实上在于扰乱忠于政府的人心——这种思想对于一个非革命国家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基辛格说，当一个国际体系中有着一个“革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又很强大的话，其结果往往是出现军备竞赛或者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