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提议，首先就最终目标达成协议。目标一旦决定，再努力把协议的细节放进去。基辛格仔细地考虑了北越和美国各有哪些优势和弱点。河内是在熟悉的土地上作战，而美国则在远离其本国领土的地方打仗。河内比美国更熟悉当地的情况，并在计划军事行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显示了较大的能力。河内主要依靠世界舆论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同时相信这场战争不得人心，最终将迫使美国撤退。河内在军事上难以击败美国，它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迫使美国军队撤退。最后，河内需要更多的外国援助来赢得胜利，但它不欢迎对它的自治权造成威胁的任何援助。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使北越清楚，每当世界舆论转向世界其他地区时，它是何等的脆弱。基辛格说：“河内无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既然它不可能迫使我们撤走，它就得谈判撤军问题。”
照基辛格看法，谈判的有利结局取决于对谈判目标有明确的解释。他写道：“美国承担义务的限度，可以分作两点来谈：第一，美国不能接受以外部军事力量来使南越遭到军事上的失败或者使它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第二，一旦北越的部队和压力消失了，美国没有义务用武力来维持西贡的政府。”基辛格写道：“应该集中讨论相互撤退外部军队的题目，并尽可能长久地回避谈判南越的内部结构。谈判越南内部结构的主要责任应由越南人承担，由他们去进行直接谈判。”基辛格认为，“把暂停轰炸与西贡参加实质性讨论联系起来，可能是不明智的，河内看来准备继续进行双边会谈，那就更是如此了”。他对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参加会议一事也表示怀疑，他认为，它们一参加就“引起了有关地位的问题，而这种问题最好还是放在一边；而且它们一参加又使讨论越南的国内结构难以避免”。但是，照基辛格看来，这些错误不致影响谈判循着他提出的方针进行。他又说：“华盛顿和西贡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可能证明是有益的，如果这种紧张关系能导致双方认识到：假若它们要进行有效的谈判，它们必须明确地正视那些根本问题。”
假如越南代表出现在巴黎（这是可能的），则应把四方会议看作为“主要是一个使两个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合法化的全体会议，而这两个委员会不需要正式建立，甚至可以在（一）河内和美国之间以及（二）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秘密地接触磋商。河内和华盛顿可讨论相互撤军以及像保证老挝和柬埔寨中立等一些问题。…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可讨论南越的内部结构”。基辛格知道，“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西贡政权一直反对把民族解放阵线看成一个国际实体而与之打交道，但他希望西贡政权会改变这种看法。第三个集会将是“对其他两个委员会（包括国际维护和平机构）所达成的协议作出保证和卫护的国际会议”。
河内为什么会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呢？因为它别无选择。河内不能依靠它自身的力量使美军撤退，特别是如果美国采取不那么急躁的战略的话—这是一种更适合于保护并因其大量减少伤亡人数而能执行下去的战略。基辛格总结说：“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一场战争像越南的冲突那样引起激愤。由于把越南变成了深仇大恨的象征，许多集团就无法达到它们自称要谋求的目标了。无论我们是如何参加越南战争的，不管对我们的行动怎样判断，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对于实现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都一定会使某种力量跑出来把建立世界秩序的前景弄得复杂化。对待新政府必须是善意的，使它有机会去争取和平，从而使越南人民得到他们如此长期为之斗争的东西，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对于任何一个已经注意到洛克菲勒有关越南战争的竞选演说的人来说，基辛格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看来只是这个人已经听到过的东西的一次核实。不这样，情况又会怎样呢？春季和初夏发生的事件迫使基辛格拟订了一整套处理越南问题的具体建议。当他以本人的名义就这个问题著文时，他除了重提早先建议洛克菲勒讲的话以外，没有再加添其他内容。一个大胆的报刊评论员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理由预料，理查德·尼克松会受亨利·基辛格观点的影响。在1969年1月20日，是不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基辛格的职位本身不能保证有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