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认为，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它所宣布的政治目标之间没有多大关系。美国的外交活动和美国的战略完全是各自为战。约翰逊总统一再宣布，美国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无条件地进行谈判。这是把谈判的时机完全交给了对方。基辛格又说，美国的军事部署并没有为支持谈判进行妥善安排。为了适应谈判的目的，对这个国家的百分之六十地区实行百分之百的控制，要比对这个国家的百分之百地区实行百分之六十的控制要好一些。
美国的绥靖计划同样也有缺点。它应该保障居民的安全，在西贡和农村之间建立政治的和机构上的联系。美国的战略太不重视保护居民，而且没有建立把西贡与农村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基辛格指出，美国人虽然自称信奉唯心主义哲学，但它几乎完全依赖于物质因素。相反的，共产党人虽然坚持唯物主义哲学，但他们的许多成就得归功于“他们有能力对政治权力的性质和基础这一问题作出答复”。
尽管在技术上，春节攻势是美国军事上的一次胜利，但从心理标准和政治标准看，它是西贡和美国的一次失败。美国和西贡宣称他们能够保护农村，但他们并没有能做到。越共从未这样说过，他们只是表明，他们拥有实力。他们占据了大约二十个省会，凭着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越共想表明，对于越南的老百姓来说，不存在安全地区。基辛格写道，春节攻势使美国军事领导人确信，他们不可能在约定的时间限度内，或者在美国人民准备给予的兵力数目内，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战略，开始保护居民区。基辛格写道，这就“使最终接受一种政治解决办法成为不可避免，并且标志着开始寻求谈判解决之道”。约翰逊总统3月31日的讲话，为5月份开始的谈判准备了条件。
基辛格在文章中谈到了双方发表的用以阐明问题的公开声明，也谈到了已经开展，但证明已经流产，或至少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秘密谈判。他说：“河内政府和美国的行动自由都受到越南居民的思想状况的限制，居民的思想状况将最终决定这场冲突的结局。”基辛格认为，进行谈判的方式几乎和谈判的内容同样重要。他写道：“人们如何进行谈判，什么问题首先解决，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些安排都是同问题的实质分不开的。”谈判各方都有戒心，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容易解决”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具有象征的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事先决定了最后的解决方法。美国对越南所关心的问题应该很清楚。
基辛格认为，1968年的局势与1961年或1962年出现的局势毫无相同之处，因为在1961年或1962年，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人为数还不多。五十万美国人投入战争意味着美国的“信用”摇摇欲坠。有人会根据美国在越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判断它是否有能力履行其承诺。基辛格明白，美国在越南所作努力的失败，只会使那些往往依赖美国坚定地履行诺言的人们感到沮丧。
“河内的地位，”基辛格说，“至少是同样复杂的。不过它所关心的事情不是全球性的。他们是排外的越南人（当然其中有对老挝和柬埔寨称霸的野心）。但是河内特别依靠国际环境。如果没有外国的物质援助，它就不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河内还几乎在同样程度上仰仗世界舆论的压力。”基辛格继续说：“河内的生存余地如此狭窄，所以精打细算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小心谨慎几乎成了牢固的观念。它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依赖于对国际因素——特别是共产党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出精确的估计。为了保持自己的自治权，河内必须在北京、莫斯科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巧妙地运用策略。河内不愿完全依靠共产党巨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是由于这两个共产党巨人分歧激烈，河内本来就已采取暧昧方针的强烈倾向，变得更加强烈了。概言之，河内施展策略的余地严重地受到了限制。”
基辛格意识到，苏联问题也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苏联对河内的大规模协助使它成为越南战争的半参战者。如果河内赢得了彻底胜利，看来这将证实中国是正确的；中国一直认为，美国定会屈服于不妥协的态度。如果河内失败了的话，那就证明苏联没有能力保护共产党“兄弟”国家对付美国。而且，在整个东南亚阻挡中国影响的一道潜在的壁垒也会因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