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跋
理论的检验
亨利·基辛格在进入白宫以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直言不讳的评论家。他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指出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并经常抱怨美国的外交政策迟钝和一成不变。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由应付危机决定的。每当一次灾难逼近时，各种手段才调动起来；美国政府很少预见到事变的发生。它的政策差不多总是短期性的。即使美国自以为有某种类似“哲学”的东西在制约着它的那些根本不同的外交政策的活动，但是这种理论通常也是有漏洞的、过时的、不得要领的，或者简直是不恰当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美国领导人的作为达到了足以应付国际体系挑战的水平的事例，基辛格能列举的相当少。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很少对这一事业有任何体会；而能领会这一事业所具有的理智上的特性的就更寥寥无几了。
在1969年1月20日到1971年7月15日之间，如果对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本人的表现进行批评的人提出，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声张扬的改组，和那头两篇大部分由基辛格为总统执笔的“世界局势”报告中冠冕堂皇的文章之外，看不大出尼克松正在做什么不同于他的前面几任总统也曾试图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是应该得到原谅的。基辛格看来正陷在当时的危机之中，而且一点也看不出他正在解决这些危机。越南战争正在继续进行，和平似乎并没有比以前接近一些；柬埔寨现在成了个激烈的战场；国内的分歧和林登·约翰逊执政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自从尼克松宣誓就职以来已经将近有九百天了。如果尼克松政府想列举它的成就的话，那么，在外交政策方面，它能说些什么呢？
1971年7月15日宣布了这方面的第一个成就。尼克松出人意料地透露了基辛格最近在北京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他本人并计划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共产党中国。这个新闻说明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在后来的日子里，几乎没有人谈起制订这一项新政策所花费的几万个小时。探询这个政策是怎样和对待苏联的新方针取得协调以及它对东南亚的和平预示了怎样的先兆的人就更少了。美国人较多地习惯于思考个别的外交政策的新倡议，以致很少有人感到有理由相信这项新政策乃是美国根据轻重缓急进行的一次果断的大调整的一部分，这项新政策将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政策。人们在注意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插手干了些什么，然而由于那些著文论述他的人极少查阅他的著作，不可能了解事实的真相。尽管政府在对付大大小小的每一场危机中，所花费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限定的工作时间，但同时也尽可能着手制订长远的计划，在这方面基辛格是始终坚持的。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像对华政策所标志的重大转变绝不可能孤立地实施，因此，长远的计划是在全世界规模上制订的。许多人意识到，政府在处理日本问题上很不灵活；这个批评是公正的。但是在重要性并不在于日本的其他一些问题上，它会转移政府的注意力。政策的转变预示什么？还会出现其他变化吗？基辛格十多年来一直主张应该对战后初期的外交政策作出巨大的变更，这是不是就是那样的一次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了的第一个表示呢？
亨利·基辛格在白宫头两年半中，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而且显然有影响的总统助理，但他还没有成为报纸每天注意的话题。1971年7月15日的消息发布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谈论基辛格对总统影响的最奇怪的推测开始流传。有些人把他看成是王公的师傅，另一些人则宁愿把他当作魔鬼的同谋。他们仔细地区别哪些政策他们认为是基辛格的，而哪些政策可能更恰当地归之于他为之服务的那位总统。所有这些推论，尽管无可厚非，但无助于解决人们要问的那个问题理查德·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是否在理论的形成和具体执行过程的影响方面，同基辛格在担任政府职务之前所提出的建议有某种重大的相似之处？
在这一点上，证据是无可辩驳的。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的策略和声明同基辛格在他所有的公开著作中提出过的程序和政策完全相同，或者很近似。以实用主义者著称的美国总统并不忌讳以哲学作为中心，也不忌讳强调理论的重要。在他每次向国会做的年度报告中——大部分是基辛格起草的——他一直强调存在着他在1972年称之为“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哲学”。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样，希望他的政策同他的前任们的政策有所不同。他对于在外交政策的领域里，区别哪些是他愿意接受的前提，哪些是一度认为已经足够应用的前提，也表示同样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