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这么多彼此冲突的利害关系，基辛格并不期望迅速突破。好像问题还不够复杂，基辛格又在河内和华盛顿之间的“文化和官僚政治的风格中存在鸿沟”上大做文章。他写道“难以想象还有哪两个社会比越南和美国更缺乏互相进行了解的愿望。历史原因加上文化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越南人的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猜疑心理。越南自身的生存要依靠它以微妙的手段去巧妙地影响实力比自己强大的外国人，所以越南式的交往联络是间接的，用美国的标准来看，也就是转弯抹角的——这种手法使他们避免完全承诺什么义务，避免公开的实力考验。怕被人家当成傻瓜的这种心理，似乎压倒了其他大部分的考虑。即使美国接受了河内的最高纲领，其结果很可能仍要继续争执几个月，其间，河内还要捉摸我们是不是在‘钓鱼’，并弄清楚它是不是还可得到其他让步。”所有这些倾向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加强了，也为北越人的一种信念加强了，他们认为在1954年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上当了，并确信他们在战场上获胜的应得果实遭到了剥夺。基辛格分析了河内的谈判风格，并特别注意河内的“仔细的计划，微妙的间接的方法，乐意采用那种那含糊的语言，从而对敌人和朋友都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由选择余地”。与越共的军事战略相似，北越的外交也是循环往复地使用侦察和撤退。河内的行动很少是出于偶然的，连最呆板的交往也是为某一个目标服务的。华盛顿很不擅长跟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我们对个别事件进行实用主义的和法律上的剖析，已无价值。基辛格写道：“美国准备谈判的声明，不能保证目前存在谈判的形势，或者美国政府已经明确阐明了它的目标。”在华盛顿的官僚政治机构中，某些人把谈判与投降联系起来。而那些主张谈判的人往往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意识到这只会引起激动的情绪。于是，出现了谈判前态度非常僵硬，而一旦开始谈判，则又过分依靠从策略上考虑问题的倾向。美国人在会议的早期往往缺乏一个谈判计划，而趋向于随着讨论的开展想出一个计划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谈判的进展。
基辛格在文章中还谈到暂停轰炸的经验教训。美国在1967年9月宣布，它愿意停止对北越的空中轰炸和海上轰击，以换取同北越进行有成效的会谈并同北越对等地放弃军事行动。北越拒绝这项建议，坚持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华盛顿担心，如果轰炸一旦停止，从政治上看，美国很难重新进行轰炸。河内坚持无条件停止轰炸，正是因为它想利用这点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对于河内来讲，轰炸总是“不合法的”。河内坚持轰炸必须停止，而且停炸是不能附带条件的。基辛格写道：“河内不希望有这样一个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美国可以指责某种谅解受到了破坏，而‘合法地’恢复轰炸。最后，河内急于使它在南方的支持者获得一种印象：它已诱使我们无条件的停炸，以此作为胜利在望的一个象征。出于同样的原因，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让在越南的双方都相信事情是对等互让的。”
用了半年的时间来为一种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回报”下定义。最后，约翰逊在宣布暂停轰炸时解释道，河内知道它是不能“利用”停炸的。河内从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但它也懂得，如果它无视总统和国务卿所指出的要点，轰炸也许会恢复。美国坚持，西贡必须参加会议，而北越则为民族解放阵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美国对此表示同意。基辛格写道：
从公开的资料中很难了解西贡是否曾经同意这个方案，是否理解我们的方案会使民族解放阵线取得平等地位。”基辛格对华盛顿和西贡之间形成的分歧感到遗憾。他写道：“显然，这里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不能把对谈判的否决权给予西贡。然而，西贡坚持在影响其国家的决定中有重大发言权，这也不是不合常理的。在开始实质性讨论的时候，就一个过去两年中我们一直在向全世界加紧宣传的立宪政府的地位公开吵闹，这不能加强我们在巴黎的地位。僵局表明，在特定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是太危险了，我们在谈判中取得更大进展前，我们需要对最终目标和怎样达到这些目标有一个一致的概念。”
基辛格提出，在谈判中，目标究竟应该是一步一步地逐项讨论，还是就某种最终目标达成协议。他担心前一种战略会造成僵局。例如，如果讨论停火——它等于确立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或讨论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基辛格写道：“很难想象二十五年来彼此厮杀、陷害的两方能够作为一个班子合作共事，向全国发出联合指示。”如果越南人自己主动地谈判联合政府问题，美国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来阻碍这样的讨论。可是，美国不应该自己发起做这件事。假如美国这样做，只会促成西贡政权的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