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理查德·尼克松就任总统时，全国的注意力专注在越南战争上。其他外交政策问题都没有引起这个国家的兴趣。基辛格自己的理论倾向使他不可能像新闻界那样看待越南冲突。在他的体系中，美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它决不能让任何单独的问题牵制住而把其他一切问题放在一边。它所关心的必须是意义更大的国际范围里的问题。基辛格在他所写的有关现代外交政策的每一篇文章中，对下述五个组成因素都显示了始终一贯的兴趣：军备均势；共产主义集团的情况；美国盟国的状况；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美国国内的力量和弱点。在他的心目中，政策就是依靠对这一切因素所提供的机会加以揣摩而制定出来的。
基辛格进入白宫前几个月，在他为纳尔逊·洛克菲勒起草的那些演说中已说得相当清楚：他认为现在是采取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进行对话的新倡议的合适时机。美国人和苏联人承认在他们中间存在着战略平衡的事实共产党集团看来已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苏联和共产党中国都不再是“革命”的国家。“革命”这个字眼在基辛格的词汇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涵义。由于他始终认为一个国际秩序要求它的所有成员对它有某种程度的承诺，只要有一个国家蓄意破坏国际秩序，就会对世界和平带来严重的灾难。在基辛格看来，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似乎都不再抱有这种野心了，这一点关系重大。对基辛格来说，这为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性。他是生来谨慎，他不相信共产党国家会一直拘泥于现有的秩序。基辛格同政府中的其他人一起在1969年和1970年看到了一个机会，他们就把它抓住不放。
目前要了解政府在改变同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关系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还受到限制，并且今后许多年也可能仍旧如此，因此，详细描述导致美国对北京的政策作戏剧性的改变，以及与莫斯科迅速改善关系的前后情节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据已经发表的消息看，导致制订这些政策的长远计划的某些重要因素已清晰可见。很清楚，这个策略是以积极外交——大部分是秘密的——为基础的，差不多所有一切活动都有基辛格的参与。基辛格虽然赞成在外交上采取主动，但也充分意识到它所包含的风险。当时无法确知，如果苏联得知美国这种向北京接近将作什么样反应。显然，政府相信苏联的反应不至于会妨碍基辛格和苏联大使为改善两国关系在华盛顿已经讨论了足足两年多的各项具体计划。
基辛格在他发表的著作中提出外交建议时，从来不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苏联或共产党中国已在任何一个重要方面背离了它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藐视那些认为必须辨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正在变得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人。他也没有自以为对这两国国内政治的特点知道得很多。他认为假若美国的倡议得到很好的反应，那是因为对方也看到了改善关系的潜在利益。既然存在很重大的分歧，而且分歧还会继续存在，既然战后时期的情况又是这样，因而小心从事是唯一安全的政策。基辛格承认有失败的可能，他从来不相信失败的风险可以成为无所作为的理由。
基辛格的目的是寻求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目的超过一切。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和平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当世界倾向于更多地注意那些使苏美两国分离的具体的分歧之点，而且常常以为这些分歧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严重的时候，基辛格对这种观点很不耐烦。二十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不可能在他的帮助之下，或者在克里姆林宫新的一代领导人帮助之下，一下子得到解决。基辛格不相信突然转变；但是他确实相信，设想周到的外交活动具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对谈判技术的兴趣不如他对谈判目的的兴趣大。在他看来，“政治家”不是一个送进万圣堂，与过去某些最出色的智者并列的历史人物。基辛格认为经世之才在二十世纪才有可能发挥。政治家的才能主要是心理上的才能；他必须懂得如何去估计那些与他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同的各种社会的目标。他必须能够正确判断各种力量之间的真实关系。他一定要有一种“远见”，并且知道怎样把那个远见转变为现实。如果他不能使他的观念取信于他自己的人民，他就会失败；同样，如果他不能把他的理论传达给别人，包括那些跟他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或保守中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他也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