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展一次特殊的谈判，对基辛格来说，关系极为重要；而提出那些建议，关系更为重大。基辛格并不认为谈判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只有在对谋求的目标有所了解并且知道怎样去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谈判才有用处。在任何一次国际谈判中，一个国家完全得到满足，而另一个国家则完全失败，都是不可能的。一项成功的谈判要求所有各方都得到某种满足。除非大家都能看到达成某一具体协议的好处，否则，维护协议的刺激作用就将非常渺茫。所以，政治家的任务不仅要知道为了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还应对其他各方的谈判代表也需要什么能有所了解，而且应该知道，为了达到自己的主要目标，能够作出多少让步。政治家要有十八世纪所谓的那种“同情”，这种同情与其说是对别人表示喜爱，不如说要有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肚量。这种同情是外交工作所必需的一种重要的心理上的美德，但这只能在对别人的需要和手段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时才行，更不用说对自己的需要和手段要有正确的估价了。
基辛格知道一个国家的选择余地总是有限的；一个国家不能简单地抉择每一种可能性。然而，政治家一般比那些缺乏远见的人能看到更多的选择余地。政治家在善于取舍他所发现的选择方案的能力上显出本领。所有的选择都包含风险，所有的选择都建筑在推测上。当他选择A方案而放弃B方案时，他对后果并没有把握；他只能希望他对形势的分析也许能在事实上达到预期的效果。制订政策的人就是承担风险的人。要保证他一定取得成功是办不到的。基辛格曾公开谈到关于在北越主要港口布雷的决定所冒的风险;这里始终存在着苏联会把这一决定视为一种“挑衅行动”的可能，而提出推迟总统访问莫斯科作为报复，从而使三年多的工作全部付之东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这种风险是“可以承担的”，基辛格表示认可。在巴黎和谈破裂以后决定轰炸河内时也显然存在风险。这一次又是作决定去冒风险，之所以如此是认为虽然另有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且风险较少，但预期效果不能令人满意。
基辛格对他或别人会因他们所做的事受到称赞这一点，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历史知识告诉他，最困难的决定——对改善一种形势往往具有最大潜力的那些决定——是经常遭到谴责的。他也不以此自诩：他的同时代人与他的判断相反的意见，历史终将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具有的丰富的历史知识，使他知道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的。那种想从他的同时代人或历史中寻找“公正”，并指望得到这种“公正”的“政治家”，几乎肯定会失望的。在基辛格的基本哲学中存在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不过他的哲学也提出了最坚定的要求：承担风险，抓住时机。
基辛格反复强调寻求并获得国内对重大外交政策的支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取得立法的或公众的支持，尽管两者都是明显地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在民主的社会里。这意味着还要取得官僚政治的支持，要懂得如何对待官僚政治，使它不至于干预政策的制订，或试图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制订政策的人是必须设想和实施一个庞大计划的艺术家，而官员则是具体执行计划的技术人员。让官员去做只能由制订政策的人去做的事是危险的；但假如以为可以忽视官员而能把事情办好，甚至不顾他们反对而我行我素，那就更加危险了。
政治家必须承认，单凭高超的技术是不够的；他必须承认他的首要目的是确定目标。在确定目标时，他必须认识到，他不能完全寄托在别人的善良意图上面。他必须保持自由，要知道只有在自由中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他也必须知道，他的最完善的计划可能由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势而成为泡影。一个完全不能预见的意外事故可以把他的计划全部毁掉。这是某些国家的悲剧，也是某些人的悲剧。一个国家是不能预防每一个意外事件的。
和平是二十世纪的人们很看重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则，他们有理由惧怕战争的各种武器。但口号本身不能缔造出一个现实来。即使美国为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而努力，并设法劝说其他国家理解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性，但仍不能保证成功。单凭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还是说服其他国家；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它们必须“言归于好”；它们不能以权术相待。世界始终在注视着美国，美国也必须关注世界。很明显，问题在于弄清楚究竟要寻求什么。用字眼最好的涵义来说，这是一个智力问题。这就是基辛格花费生平绝大部分时间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