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看到了美国人的心情在以权力为耻与夸大权力所能做到的事之间大幅度地摆动着。他写道：“否定权力的危险在于，它会引起虚无主义的至善论，这种理论藐视事物的循序渐进，凡不符合其乌托邦观念的事物就予以摧毁。过于关心武力的危险则在于，决策者会用一系列出于心血来潮的轻率姿态和独具一格的策略，对喧嚣作出反应，而在他们受到种种牵连时却又退缩下来。”
一个完满的、进步的社会会鼓励人们在熟悉的程序和概念的范围中活动。它谋求巧妙地利用现存体制。可是，世界上很多人发现，重要的现实不在于他们看到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希望实现什么。基辛格写道：“如果我们只不过是我们的物质财产的管理人，我们就会越来越不关心世界的事物。而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会有稳定，世界秩序的前途将会恶化。”基辛格呼吁“迸发新的创造性”，这不仅是为了别的国家，而是因为美国人，尤其是青年，需要它。这个由经理人员掌握的、适应消费者的、高度官僚主义化的现代社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对一种政治环境产生了近乎形而上学的厌烦，因为这种政治环境越来越强调官僚政治提出的要求，除了致力于物质享受以外，没有更为深刻的目的。”
基辛格懂得，美国的问题没有便利的补救办法，他不以为外交政策能提供解决办法。然而，即使在这个领域，也需要作出更多的非技术性的反应，这要依靠其他国家在追求共同目标时的合作。但是，最迫切的需要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基辛格在最后说：“如果我们不首先形成某种世界秩序的概念，我们将永远不能为建立一个稳定和具有创造性的世界秩序作出贡献。”
1969年1月，就在基辛格出任白宫职务之前，基辛格唯一的一篇有关越南的文章发表于《外交季刊》上。这篇文章是基辛格在尼克松邀请他任职之前写的。由于他担任新职的地位，基辛格曾经考虑过，要不要把文章抽回来。最后，他仍然决定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世。这篇文章大部分重申了他为洛克菲勒阐述的各种看法。他一开始就指出和平谈判的特点是“曲形的越南并发症，时而使人乐观，时而使人手足无措；先是兴高采烈，继则沮丧不已”。基辛格提出，无论每一方的论点如何有道理，一场激烈地进行了二十年，并使若干大国也卷进去的内战，是不大可能戏剧性地一举而得到解决的。他写道：即使存在着相互信任（这种商品是不会供过于求的），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掌握这些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困难，因而将造成谈判复杂化。
基辛格说，约翰逊总统在1968年的国情咨文中曾强调绥靖计划的进展很顺利，西贡政府的影响也日益深入地扩大到了农村。一周之后，春节攻势开始了。基辛格问道：出了什么问题？他说，问题在于概念上。美国坚持把战略和“国家建设”方面的传统准则，运用到并不适于应用这两者的场合。人们认为胜利是通过控制领土和消耗敌人而取得的。由于北越大部分的主力部队集中在中部高原地带，因而美国的大部分部队也集中在那里，同时还分布在南越边界沿线，以防敌人的进一步渗透。据认为，如果这两项作战计划顺利进行，则游击队的活动就会结束。目的在于使河内蒙受“不可接受”的伤亡，从而迫使北越人谈判。基辛格说，这个战略有两个缺点：它没有充分考虑游击战的性质；美国人所谓的“不可接受”的损失，河内看法未必相同。
基辛格解释说，在游击战中，目的不在于控制领土而在于控制居民。这部分地取决于心理因素。除非居民感到安全，不再害怕恐怖活动或报复，否则他们是不会合作的。美国的战略把它百分之八十的部队分布在只有百分之四的越南居民居住的地区。即使美国取得了军事成就，它也难以把它的胜利变为永久性的政治优势。美国地图标出了三类控制区：政府区，争夺区和越共区。但地图没有说明，大多数地区很少能归属为任何一方的专管区。西贡政府在白天或许控制一个村庄，但西贡的干部几乎总是在天黑后撤退到县城或省会里去，把村庄让给越共去控制。游击队有一个基本目标，即阻止政府权力的巩固。他们不需要控制一切，他们只需要随时指明，与西贡政府积极合作是危险的，就够了。基辛格写道：“我们打的是一场军事仗，我们的对手打的是一场政治仗。我们力图使对手受到物质的消耗，而我们的对手则着眼于使我们在心理上感到疲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视了游击战的那条基本准则：游击队不输就是赢。北越人运用其主力部队，就像斗牛士运用他的斗篷一样——为的是让我们向政治上的重要性微乎其微的地区冲刺。”当美国自豪地指出它所谓的杀伤比率时（这种比率并非总是不正确的），却对河内是否准备接受这种损失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