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的左翼批评家，一方面对传统看法吹毛求疵，一方面认为在他们把美国的对手之一——毛、胡或卡斯特罗抬高到特别崇高的地位时就算提出了论点。那些极右的人则反其道而行；在他们看来，美国是绝对讲道德的；敌人是卑鄙的。基辛格说，左派和右派几乎完全凭着意图来下判断。他写道：“在这里，无论是什么问题，无论是柏林问题还是越南问题，更多的精力应该用在要不要参加会议上，而不是去注意一旦到了会场该做什么。关于共产党人的意图的争论，转移了我们用心研究自己的目的的注意力。在某些方面，献身于和平的考验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最善意地解释苏联的意图。”
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觉得不能冒核战争的风险，但这并没有导致自动接受缓和的局面。基辛格指出，自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来，苏联和西方之间至少出现过五次缓和，但没有一次是持久的。每一次重新出现不妥协的时期，人们都把它归结于苏联强硬路线派的胜利。基辛格问道，为什么从不把它归结于苏维埃制度成长或变化的格调呢？西方总想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和“鸽派”之间存在着斗争。而使西方相信，有这种倾向是符合苏联的目的的，因为对苏联的意图抱有此种先入之见，会导致美国误入歧途，不去考虑它自身的目的。这应该是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正当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时，基辛格着手撰写他的论文。世界上许多地方，群情激愤。但他知道，早晚总会出现苏联的新的和平攻势。基辛格希望，美国不要再把调子的变化与内心的变化混为一谈。他想，努力加强盟国团结和努力争取缓和这两者并无矛盾。基辛格坚持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在他制订的与苏联谈判的方案中，他把重点放在威胁世界和平的具体问题上：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军备竞赛。即便在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之后，基辛格依然坚持他向洛克菲勒提出的主张。他关注的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世界秩序”，而这是以改善苏美关系为前提的。
基辛格谈到中欧的实力真空，西欧的实力下降，以及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国际舞台这几件事。仅这些事件就会带来许多麻烦。美国最好还是更坦率地反思自己，并使自身从它的虚构的事实中摆脱出来。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美国的“职责”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必须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根据我们的利益要防止什么？应当设法实现的又是什么？”有些人宣称，阻止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基辛格对这些人颇为不满。他说：“这会导致没有差别的全球主义，导致我们目标的混乱。”他接着说“抽象的侵略概念使我们成倍地增加了我们承诺的义务。但否认我们的利益与此有关，就会减弱我们履行这些义务的持久力。”美国处于困境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不愿根据实力和均势来思考。无论多么崇高的原则，必须在某些方面和实践相联系。基辛格坚持认为稳定总是与使物质的统治难以得逞的均势相符合的。他写道：“利害关系未必是非道义的；从有利害关系的行动中可以产生道义的结果。”他继续说：“新的一届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怎样把我们承担的义务同我们的利益，把我们的职责同我们的目的联系起来。”
他说，美国不能再有实行全球性的计划，凡是美国曾经提出过补救办法的地方，它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能鼓励别人发挥主动性的结构。”我们需要的是新的创造性和耐心。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世界秩序的概念，这种世界秩序谋求比稳定更为远大的目的，但会使美国人自我克制，以免在他们接触世界时，好像凭他们的热情，几乎就能办好一切事情。基辛格不但担心这种“热情的爆发”，而且还担心许多青年的消极和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尤其担心的是美国青年中更富于理想主义的那部分人的伦理观念确实发生了变化。他看到“年轻一代中有许多人认为权力的行使与他们无关，或许还是不道德的”。基辛格写道：“服务这个观念虽还保持着强大的影响，但多半只是在同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方面显然无关的问题上才能够这样说。和平队就是一个范例。关于自由的新的伦理观念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它与制度和秩序的观念无关，甚至是敌对的。人们把管理和操纵同等看待。把结构体制看作‘统治’的体系——而不是秩序的体系。在五十年代后成年的那一代人，通过越南战争开始了解世界政治。他们全然不记得美国支持的新的体制结构获得成功的事例，也不记得推动此类事业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