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写道：“大西洋各国的关系，虽然表面上看来是正常的，实则面临一种深刻的危机。”那些创立“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建筑师们，继续轻松愉快地谈论它的光明前景。基辛格说，这些人没有“考虑政治多极化这一现实”。马歇尔计划时期所存在的各种关系是不可能再现了。要恢复那些关系的任何企图都是可笑的。需要的不是一种新的军事安全计划，而是与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多极化政治状况相适应的“共同的政治概念”。基辛格估计大多数欧洲国家，不会准备执行一种全球性政策，这部分地是由于它们已非殖民主义化；这是完全没有考虑它们的资源问题。因此，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应当集中在大西洋地区的问题上，不能希望这种合作能对付整个世界的各种问题。正和美国曾经一度拥有丰富资源但并不愿意在全世界起作用一样，现在美国的许多欧洲盟国也处于同样的地位。只要欧洲人认为，美国人会单纯承担全部责任，甚至在大西洋地区范围内也是如此，他们就一定不会有分担责任的动机。经常提出的作为补救措施的谈判，再多些也于事无济。基辛格说，这种磋商至多起到缓和的作用。
基辛格说道，一个更为多极化的世界，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同时采取行动，并且做得很出色，很有创造力。他相信，政治上的多极化有希望使新的创造活动不断涌现。他写道：“承认政治多极化或许是痛苦的，但我们可以从抗衡力量中获得好处，使我们不时要犯的急躁病受到节制，而且通过为我们提供历史远景，从而改变我们抽象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倾向。”基辛格偏重于“静悄悄地、幕后地打气”，而不是“增设一些形式上的组织机构”。各国之间的合作——欧洲提供了这种例证——并非因为有一种法律义务需要它们这样做，而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目的。他主张各国关系应当以共同利益的新形势为基础，而不是过多地以详细规定的正式法律义务为基础。有必要更多地共同研讨一些理论，更多地分担军事义务。但仅有军事合作是不够的，还需要新型的政治合作。
改善与东欧的关系十分符合西欧几个国家的利益。基辛格感到，这种变化的主动性应首先出自欧洲，而美国则应处于很次要的地位。虽然苏联于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表明它可能只打算给予东欧以有限的自治，但基辛格并不相信苏联会继续使用红军来对付它的盟国。
基辛格提出，在今后几年中“对美国政策的最深刻的挑战……（将是）哲学性的”。他不知道美国对这种挑战将作出怎样充分的反应。美国的实用主义习惯，同一切问题都应得到解决的一个世界，是非常契合的，而且据说，美国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不管困难有多大。这样一种态度造成了美国万能的感觉；这在当今世界上是毫无用处的。在基辛格看来，
现代的难题在于无所谓全面解决们生活在一个由技术、社会准则和制度各方面的变革所制约的世界里。我们是尽心尽力地在没有尽头的行程中前进，而不是向最终目的地探索前进。均势的最大问题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或道义上的。未来的形态最后将取决于那种远远超越物质上的力量均衡的信念。”
基辛格在懂得怎样与新兴国家打交道时，意识到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挑战。他认为，美国最好重新考虑它在新兴国家中的作用。基辛格相信，在包括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地区内，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政治稳定的关键。美国必须对政治合法性的含义理解得更清楚些。三分之二的人类所遭遇的事情，不能不使美国关心。基辛格说，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把美国的制度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去或者设法强加于它们。问题也不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基辛格说，相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树立一种道义上的一致，这能使多极的世界成为创造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基辛格理解，“难以捉摸的社会准则和信仰”有多么重要。他也懂得物质均势的前提发生了多大变化，这对调查心理均势的先决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基辛格相信，即使是敌意，也是复杂的。苏联，尽管毫无疑问它是美国的对手，但出于核时代的需要，它被迫谋求与美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并减少全面冲突的风险。尽管在军事上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够困难的了，但在政治关系上还需要更高明的手腕。美国人乐于认为和平是正常的，失去和平则归咎于坏人所犯的过失。和平被看作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如若不然，则是外事方面温和领导的产物。这说明了为什么在美国“强硬路线派”和“温和路线派”进行长期的辩论。基辛格说，双方都没有理解这个问题。“鹰派”和“鸽派”经常争论时机问题。前者断言，苏联的演变或许是势所必然，但还没有发生；另一派则坚持认为，苏联已经发生了演变。鹰派对一切谈判均表示怀疑，鸽派则认为只要克服几个技术性的障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