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军政巨人：基辛格传》

状态：完本

基辛格意识到，世界已经变成军事两极化了，在今后十年内，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向美国或苏联的物质上的优越地位进行军事挑战。实际上，他预料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会在今后十年内日益增强而不是削弱。在基辛格看来，军事两极化引起了外交政策的高度僵化。但他又补充说，“超级大国的时代现在正接近完结”。军事两极化所造成的后果与人们预想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不但没有阻止政治上的多极化，反而促成了多极化的局面。自认为受到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保护的盟国，感到没有必要“以顺从超级大国的政策来换取它的支持”。至于那些新兴国家，它们感到超级大国的对立保护了它们。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它们的民族主义使它们“日益大胆地坚持自己的意志”。基辛格认为，政治上的多极化不一定能够保证实现稳定。但是，政治多极化肯定要持续下去。这就要求美国重新考虑它在国际体系内的目的。

早先，一个国家把它统治的领土扩大到过去没有控制过的地区时，它的权力就增强了。现在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基辛格写道：“中国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得到的实际军事力量，要比假定它征服了整个东南亚所获得的力量更大。如果苏联占领了西欧却不拥有核武器，这要比在它现在的国界内而拥有现存核武库的力量要小。换言之，力量平衡的真正的根本变化，完全发生在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

基辛格坚持认为，由于实力成了更加令人畏惧的东西，它同时也变得更“抽象、难以触觉和难以捉摸了”。威慑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军事政策，它主要是依赖心理准则。基辛格写道：“信以为真的恫吓比当作恫吓的严重威胁更有用。从政治目的来说，对军事力量作意义重大的衡量是由对方作出估计的。心理准则与战略理论在重要性上互争雄长。”因为某些情况不曾发生，反过来就认为威慑是有作用的，但总难以证明是否避免了一次危险。在没有发起攻击的时候，总有人会坚持根本不存在什么危险。人扮的妖怪曾被用来吓唬老实可欺的人。基辛格写道，在现代国家，国家安全似乎是很容易产生分歧的国内问题。任何一次使用武力都是为了阻止武力的再次使用。例如，他认为不论越南战争的结局如何，美国未必再次诉诸于这类形式的战争。

基辛格说，在现代世界里，不仅很难设想实力的概念或表达其确切形式，而且用外交手腕机巧地使用实力也是困难的。就是用随时处于准备状态的核武器，来做出要严肃处理某一问题的姿态，也不是容易的。事实上，人们是如何同敌人打交道的呢？基辛格认为越南战争已为这个问题作了清楚的解释。他写道：“不但在美国的决策机器中，而且在美国和河内之间，在相互联系方面发生了重大故障。过去五年间，美国政府发现要解释它所理解的胜利是什么含义，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一个进行反复商榷的无条件谈判的建议。然而我们军队的部署，就好像不曾提出过这个建议似的。这个部署全然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军队也许必须支持谈判，实际上我们把决定谈判时机的主动权送给了对手。离开外交政策的战略是没有效果的。”

如果世界在军事上两极化而在政治上多极化，那么，就要重新估价美国在战后头几年所建立的全球联盟体系，当时美国认为这种联盟遏制侵略是不成问题的。实际上在大西洋地区以外的结盟，从未很好开展。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盟国，对于美国的实力是无足轻重的。相比之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经是一个“有生气的、有创造力的机构”，但今非昔比了。美国往常单方面改变政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种问题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超级大国优势地位的下降和政治上多极化的出现”。假如其他结盟在五十年代的失败是由于忽视了军事上的两极化，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六十年代后期的陷于困境是因为它不能适应政治上的多极化。

基辛格很强调，战后时期从开始到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欧洲需要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政治稳定和军事保护”。他说，欧洲的政治家与其说充当了外交官还不如说充当了“院外活动者”。人们认为，他们的个人品格仿佛是最为重要的。基辛格写道：“出现了一种磋商形式，欧洲人通过这个形式，用称赞美国人恪守信誉，或者用比较粗鲁的说法，交替使用阿谀奉承和近乎苦苦哀求重新得到保证的手法，企图对美国的行动施加影响。”这种局面不会长久。基辛格指出，欧洲的经济复苏势必导致更多地恢复传统的政治关系。一度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似乎欧洲的团结建立起一种实力，足以与美国这一强国在类似平起平坐的某种基础上进行竞争。但是这种局面没有出现。相反，欧洲的团结受到了阻碍，而且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几乎处处左右着欧洲的安全政策。同时，由于苏联实力的增强，美国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保证就变得更成问题了。如果伤亡人数将达四千万至一亿二千万，很难相信美国会仓促投入一场原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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