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实事求是的分析说明了基辛格在美苏关系上的建议。他驳斥一下子解决所有分歧的企图，而强调以相互克制为目标。他希望两国就某种“国际行动准则”取得一致看法，以免经常产生一触即发的危险。看来，这项建议同他处理两国之间具体分歧的任何一项较明确的建议是同等重要的。他希望扩大非战略物资方面的贸易，也希望广泛开展文化、科学交流。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就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系统的控制问题拟定协议。基辛格为洛克菲勒另外准备了一份有关防务的涉及到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文件。他希望美苏能削减它们在中欧的武装部队，并提请洛克菲勒看一看他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作建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的细节。他相信，当中欧的军事对抗的危险减少时，就会出现东西方联系更为密切的良好前景。基辛格总是担忧苏联对那些没有多少办法抵御外来干涉的国家的干涉，他写道：“美国应向苏联强调指出，对局部形势的干涉升级为大国对抗的危险。我们应当作出长期的努力，鼓励苏联为了双方的利益，利用它在中东和东南亚这类地区的影响，促进和平的可能性而不是惹起更大的暴力行动。”基辛格为洛克菲勒拟稿，好像洛克菲勒是一位当选的总统而不是共和党的提名候选的几个竞争者中的一员。这种情况在他探讨中苏分裂时更为明显。基辛格写道：美国应该谨慎地、超然地对待中苏分裂。在加深这种分裂方面，我们使不出多少力，但我们应该对两国保持完全自由的回旋余地，傅能利用各种机会。与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应该维持在这样的程度上，即我们要保证与两国中的每一国的联络线路畅通无阻。
基辛格写作时似乎洛克菲勒之提名为候选人取决于他一样。他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次失败在8月份出现时，并不值得惊奇。尼克松阵营中邀请基辛格参加尼克松班底的试探者，没有受到基辛格很认真的对待。就他来说，这场竞选运动业已结束。新学期刚刚开始，他可以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同时再进行写作。春天和夏天曾经充满着冒险；没有理由认为在9月份开始的学年会与其他任何学年有任何区别。基辛格再次开始为了发表而撰写文章。夏末秋初，他腾出时间写了两篇论文。第一篇刊登在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名曰国家的议事日程一本集子里；第二篇是关于越南谈判的，刊登在《外交季刊上》。这两篇论文都重申，肯定并详细叙述了基辛格曾经为洛克菲勒提供的论题。1969年1月，基辛格进入白宫后，人们很仔细地阅读了这两篇论文。
基辛格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题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这篇论文，开头有一段话是“二十世纪很少平静过。自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危机的次数和严重性一直在增加。当代的动荡，虽然不如导致这种局势的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给人以重大的启示，却具有更加深刻的革命性质…造成一个世纪的稳定的国际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崩溃了。暂时取代它的超级大国的时代即将结束。”基辛格说，这个时代在三个方面都是革命的：国际体系的参加国大大增加，它们的性质也已改变；它们相互影响的技术能力已大大增强；它们的目的业已扩大。技术助长了混乱，因为技术已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广泛有效的手段，从而“扩大了不安全状态，因为它使生存近乎是寄望于技术突破的偶然事件”。
各国国内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问题。基辛格相信，人们亲眼目睹，二十世纪完全实现了以法国革命作为开端的历史进程。政府只有在它们断言有人民的拥护作为基础时才具有合法性。他解释道，连现代的极权主义政权也是民主合法性的变体；这种政权依靠人民的一致，并通过巧妙地运用宣传和权力来达到他们的理想。基辛格说，民主革命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它把无可比拟的手段交给了一些政府，从而使一种新型的竞争变成可能。在民主以前的时代里，国家享有的权利是有限的；国家领导人即使拥有绝对权力也无法使用他们的“民主”继承者所能使用的那类手段。意识形态的冲突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体制的紧张程度。基辛格写道，当外交官对目的和方法具有一致的看法时，协议便非常易于达成。他说，在二十世纪，在大多数谈判中，“说明对抗的立场比解决对抗耗费更多的时间。一方看来是最理所当然的事情，另一方看来却是最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