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希望河内会接受以这些条件为基础的某种方案。如果河内拒绝，他主张重新部署美国武装力量，减少“搜索和破坏”的作战行动，并把美国军队集中在人口稠密地区。他希望，越南军队要重新装备起来。假如渗透到南方的北越军队不再增加，他建议，美国军队每月削减一万人。至于美国的文职人员，洛克菲勒力主进行大规模削减。
7月26日，洛克菲勒亲自专门就美苏关系问题发表了演说。显然，他关心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展着的形势。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自由化倾向的恫吓干预正变得日益明显。洛克菲勒说：假如苏联认为，甚至一个共产党政权的自由化—由那些毕生是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一次改革运动——会使苏联本身受到威胁，那么它所声称的希望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愿望，又怎能取信于人呢？”洛克菲勒讲的这一番话，显然表达了基辛格对这种形势的看法，同时他还说他觉察到苏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毫无疑问，新的、年轻的和更讲求实效的共产党人愿意使世界上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但是，也有较保守的、当官的党员似乎在与外部世界保持冲突中获致了既得利益。洛克菲勒说：“只有一厢情愿的想法才会看不清共产党人长期以来不守诺言的记录，”但他又说，“现代的当务之急在于必须取得和平。”
如果苏联确实转变为倾向和平，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世界上将会出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洛克菲勒希望这种局面会产生。他懂得，任何一个美国人要对苏联制度产生影响，所能做到的是很少很少的。但是，美国本身却能做很多工作。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把美国所信仰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不是表达它所反对的东西。以前的反共产主义已陈旧过时，毫无用处。设想一种世界秩序，使之能取代被两次可怕的战争打破了的世界秩序，这才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光是口号和善良愿望是不够的，那种“和平共处”的号召使洛克菲勒兴趣索然。他说，在新时代里，必须有一种以更加密切同美国的盟国的关系、重新考虑美国的战略需求和大力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为基础的政策。他认为，军备竞赛提供了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极大可能性。没有理由继续支出这样庞大的军费。洛克菲勒说，同时美国和苏联应该有可能更紧密地合作，使它们的利益不会老是在第三世界发生碰撞。他说：
我们必须使苏联领导人明确意孤行地利用局部紧张形势—像1967年的中东事件那样—会产生不能接受的冲突的危险。”洛克菲勒说，如果苏联人表现出自我克制，美国（在他领导下）至少也将愿意这样做。更大规模的东西方贸易和更广泛的科学文化交流是当务之急。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用洛克菲勒的话来说：“我们的祖先开创了一种政治体制，美国就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把大陆荒野开发了起来。企望于我们这一代的是，同样地进行创业活动，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政治创造和经济建设。”他谈到与西半球各国的崭新关系，同时也谈到与西欧各国的崭新关系。在亚洲，他提议与意见经常发生分歧的国家之间扩大合作；共同的努力应该得到美国的支持。他重提他早期许下的诺言说：“我要开始与共产党中国对话。在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的微妙的三角关系中，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办法对付这两个国家，我们就能增进与他们调整关系的可能性。”洛克菲勒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以一种新的目的性和希望，就取得一项基本解决的方案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
洛克菲勒不愿使越南问题成为其政策的全部内容。他不准备全神贯注于这个问题。亨利·基辛格为他草拟了一整套纲领性的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各种外交政策问题：欧洲经济共同体，柏林，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防务等。每个问题几乎都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基辛格在他公开著作中提出的观点。例如，在写到共同市场时，他竭力劝美国要让欧洲各国自行制订其解决方案；不断干预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的建议是否高明，可以从他向洛克菲勒提出的应采取何种立场对待共产党中国和苏联这一点上看出来。
关于共产党中国，基辛格指出，两国关系问题几乎总是提得不妥当。争论的问题往往是承认共产党中国和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基辛格说，这些提议都是“本末倒置”。正如许多国家所知道的，外交关系和承认并不能保证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他本人主张，美国应为美中两国公民之间更多的文化交流和商业来往作出努力。至于外交关系，他希望把当前在华沙举行的双边会谈作为“广泛探索的一个起点”。基辛格说：“我们应该不抱幻想地进行这样的接触：我们不能承担使大陆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较为正常交往关系的责任；中国必须使自己摆脱孤立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它自身造成的。但我们可以较努力促进这一天的到来，届时中国将认识到与外部世界结成合理的，建设性的关系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在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基辛格同样地直言不讳。他写道：“美国应该重新审查其有关大陆中国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的政策。我们首要的长期目标应该是维护国民党中国仍旧保有联合国成员国资格。联合国的其他国家，凡愿意这样办的，可以替大陆中国争取成员国资格。我们必须准备着，有朝一日共产党中国能够并乐于承担联合国成员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