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本外交西策领域可以放手行事，他就借和宣传他本人特有的外交政策理论。这些理论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全面形成；不过，从1964年以来，又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通过他对越南的访问以及他与马科维奇和奥布拉克的关系，他对越南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东南亚有了较为一般的了解。1967年7月，年轻的法国生物化学家赫伯特·马科维奇和较高级的一位法国文职人员（派驻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雷蒙德·奥布拉克前往河内，试探怎样的条件才会把北越人带到谈判桌上。奥布拉克（他是胡志明的朋友）是这次前往河内秘密使团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没有他，这种试探将永远不会发生。但基辛格在这次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也很重要。假如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不相信基辛格能把他们可能带回的情况递交华盛顿的最高部门，则无论是奥布拉克还是马科维奇都不会同意前往河内的。
原先完全是私人性质的倡议，却受到了较郑重的对待，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经与范文同长时间会晤之后，带回了一个他们两人和基辛格均寄以很大希望的方案。基辛格从巴黎归来，在华盛顿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进行了商谈，他一度估计这次努力会产生某些效果，结果却一无所得。马科维奇和奥布拉克经常思考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因为美国轰炸了保罗·杜美尔桥，因而北越对立刻进行和谈的兴趣淡薄了？是他们的希望被国防部里强大的势力破坏了呢，还是总统的兴趣不大？基辛格思考的同样是这些问题，但没有花很长时间。不要问机会是否真的丧失了。在基辛格看来，重要的是创造另一次机会。基辛格重视和平倡议这件事本身，但也出于较为自私的理由：他认识到这件事本身使他对于与北越开展谈判的错综复杂性的理解大大加深了。他怀着最强烈的兴趣倾听了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告诉他的各种情况。他在1967年秋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懂得，要筹划一个能维持下去的和平，困难有多大。
当他为洛克菲勒参加竞选运动写作时，他把所有这一切证据和经验都用来证实他的全面的理论。对于他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并非拟订和平计划，而是明确提出一种新的外交政策。正如他曾一度主张的，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懂得如何在新的防务和外交政策中把它的原子能力考虑进去，现在他想在一项不会曲解其重大意义的政策之中把越南战争造成的创伤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在他看来，“鹰派”和“鸽派”都是非常无知的；他们从虚妄的设想出发；他们的眼光过于狭窄；他们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犹如仅仅牵涉到称为越南的两个国家。
与基辛格有共鸣的洛克菲勒，在开展他的竞选运动时明确断言，当时外交政策中表达的美国的概念与行动与1968年的世界局势很不相称。虽然有人认为，好像美国的失败可以归咎于各种机构的不健全，但洛克菲勒声称，美国的机构是很完善的，需要的不是新的机构，而是懂得怎样在一个“革命”时代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人物。据这位州长看来，约翰逊政府正在企图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观念和实践来迎接七十年代。洛克菲勒在一句完全表达了基辛格本人观点的话中，谈到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毫无起色，仍然冻结在欧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局面中摆脱出来时的那种格调之中。
洛克菲勒在他第一次以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身份发表的重要演说中，祝贺约翰逊为了开展和平谈判而采取的主动态度。他说，需要的显然是“新的解决办法”，但这种办法不可能是鹰派或鸽派的“一帆风顺的简单的解决办法。”洛克菲勒对“世界事务会议”说，“世界各国的复杂事务使阿拉丁神灯或魔毯无用武之地。”要回过头来采用四十年代用以对付欧洲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不行的。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政策，而且这种政策必须首先对以往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方面所犯错误有适当的理解。军事上的努力曾以一整套错误的前提为根据。决策者看来认为，控制越南的领土实在事关重大。洛克菲勒说，这种政策直接导致“毫无约束的战争升级”和在日益提高的暴力水平上陷入僵持状态。这场战争在人力和指挥方面都已“美国化”，这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越南战争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谈判才是绝对必要的。但谈判本身未必一定有用，只有在美国政府筹划并实施了某些适应于越南局势的措施，谈判才会成功。确保越南居民的安全是迫不及待的。在北越的军事升级，对居住在南方的农民的安全起不了什么作用。现行的绥靖计划过于复杂。越南人也实在没有能力完全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办事。所有这些计划的宗旨应该是建立和保护地方政府机构。战争的美国化必须尽快结束。西贡政府应该在军事计划和民事计划方面承担主要责任。洛克菲勒说，最为重要的是扩大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