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辛格看来，傅斯麦认为“外交政策必须不以感情为基础，而应以对力量的估计为前提”，“政策取决于计谋而不能依靠情绪”。他一开始就提出普鲁士要和奥地利分开；为时不久，他又表示如能把奥地利从德意志赶出去，普鲁士就干了一件好事。倘若有人问傅斯麦，德意志统一的理由是什么，他一定会回答，因为普鲁士要这样。普鲁士从一个大国的厉害出发，使创建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家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当傅斯麦准备打败奥地利时，基辛格解释道，他觉得只要说，那正是普鲁士进攻的黄道吉日就够了，在基辛格心目中，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更能确证傅斯麦的革命才能了。基辛格写道：“傅斯麦建议欧洲协约应以大国的正确打算作为基础；当这些打算和现行秩序发生抵触时，现行秩序就得让位，或用武力予以推翻。”在他看来，“傅斯麦代表着一个新时代。均势不是看作为和谐与机械平衡，而是看成是变动中的力量在统计上的平衡。这一看法的相应的哲学就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观点，傅斯麦标志着政治观点从理性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在傅斯麦的体系中，外交政策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为傅斯麦是一位睥睨一切的人物，虽则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他的反对者却把他的目标都领会错了。不管怎么说，“以机会主义论处”是不得其要领的。基辛格解释道：“凡是想影响事态发展的人，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机会主义者。真正的区别应在于，有些人改变他们的目标来适应现实，另一些人则按着他们目标，力图改造现实。
基辛格把俾斯麦看作是一个革命者，认为他同其他一切革命者一样，都想按照自己特有的预见来塑造现实。基辛格写道：“俾斯麦在当时的局势中找寻他的机会，而从其对未来的预见中吸取灵感。”凡他着手去做的，他都成功了；他激怒奥地利使它向普鲁士宣战，接着又狠狠地把它打败。在把奥地利赶出德意志邦联，并在以普鲁士为霸主的基础上成立了北德意志邦联之后，他又找茬和法国争吵，并在一次短暂的战争中打垮了拿破仑第三，使大多数的欧洲政治家为之瞠目结舌。在遵照他所指出的方向，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后，他树起普鲁士作为新国家的样板。实际上，普鲁士为新国家得以诞生创造了一切条件。这一胜利是那样地动人心目，但据基辛格看来却是一次皮鲁斯式的军事胜利皮鲁斯，古埃及国王。公元前280年，打败了罗马军队的入侵。——译注。他解释道，“正是俾斯麦成就的巨大，把将来也抵押出去了。”何以如此？据基辛格看来，这是因为，“……鬼怪一经召来，不管用多大力量，也是挥之不去的。使德意志统一的做法，已把国际体制的灵活性剥夺殆尽了。”邦国的数量大为减少。当还有许多次要的德志意邦存在时，一度可资采用的种种微妙的调整关系的做法，就更难推行了。另外，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德国的出现，促使其他国家结成了新的同盟。
德国被迫为可能发生两线作战的情况作准备，增加军事力量，结果惊吓了它的邻国。德国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法国成了一个不共戴天的对手；大不列颠趋向孤立。只要俾斯麦还在统治，他能使奥地利和俄罗斯亲近德国。可是别人却不能把他建立的关系维持下去。国际关系变得僵硬了，怀有敌意的各种联盟相互对抗，最后的结果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傅斯麦的继承人不知道如何来维持他的体系。基辛格写道：
除非实力掌握在智勇兼备者手中否则，实力的报应是，信赖实力更有可能引起武装对抗，而不是自我节制。”
当约翰逊为越南操心，全国日益被一场看来既不道德，又不策略的战争所困扰而焦虑不安时，基辛格陷入了沉默。他忙于研究哲学和历史，仅仅偶尔公开发表些个人见解。他对约翰逊的政策无话可说，只有到了纳尔逊·洛克菲勒明确决定要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时，基辛格才又开始谈论当前的外交政策问题。他没有为《外交季刊》或其他类似刊物撰写什么新文章。可是，他却隐匿自己的名字为那个总统候选人创作。他的许多老题目又照样写进去了，虽然也有一些新的。显然，基辛格沉默的年头，并没有使他离开政治舞台太远。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他比过去更加积极地卷进去了。
第10章七洛克菲勒1968年的竞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