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提出，或许会有一种更深邃的从哲学上观察事物的方法能把这两种风格加以识别。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受这样的一种思想所约束，即现实世界存在于观察者之外，知识即为观察所得资料的记录和分类。至于那些没有受牛顿革命的影响的文化则保持牛顿以前的观点，即现实世界近乎完全“内在”于观察者之中。虽然发展中的社会几乎会像接受一件免费赠送的礼物一样把技术接受下来，虽然它们会接受其中最先进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它们也会把对西方发明技术起过作用的哲学观点一并接受下来。基辛格写道：“许多新兴国家对经验的现实意义的认识和西方的认识很不相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从未经历过发现它的那个过程。”基辛格看出，俄国正处在居中的地位。对那些在经历上不从属西方的人来说，西方可能“看起来是冷酷的、傲慢的、缺乏同情心的”。基辛格不认为这些风格上和哲学见地上的分歧是空前的。他写道：“异乎寻常的无非是，这些分歧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以及在无法克服这些分歧时会带来危险。”他认识到，必须建立一种国际秩序，而且应在危机迫使它非建立不可之前就建立起来。
基辛格的文章《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似乎总结了十多年来他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所说的一切。他仍然认为领导集团的特性是绝对地起决定作用。在他看来，美国领导的水平尤为重要。当别人抱怨联邦政府没有把最优秀的人物色到敏感的政治岗位上去时，基辛格并不是这样看。看来对政策制定过程有害的东西，就是不断的谋求意见的一致——探索“客观性”。政府既不鼓励深思熟虑，也不鼓励冒险行动。政府对委员会过于依赖，而委员会制度“关心协调和调整比关心目的为多”。关于委员会，基辛格曾经说过它们是“计划的使用者，有时甚至是阉割者而难得是计划的创立者”。
基辛格对约翰逊年代所推行的种种政策谈论得很少，是由于政策所反映的态度同他根本格格不入。就他来说，也很难对发生在相隔半个地球的一个他了解极少的国家中的事件，所采取的一整套防御性的、很不协调的反应，作出什么责难。他对越南社会的特点既缺乏深刻了解，同时又知道如果继续写欧洲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用处——对于华盛顿来说，戴高乐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于是，基辛格重新回到他早年感兴趣的课题上，处理那份他在十几年前当研究生时就已着手的手稿。基辛格有时被那些不曾读过他的书的人描绘成傅斯麦式的人物；事实上他的确就这个题目写过一篇短文，在1968年夏天刊载于《第答勒斯》上。
基辛格把傅斯麦看成为一个“白色的革命家”，这是他从十九世纪的一位德国自由主义者那里借来的一个评语。基辛格解释道：革命家“总是从很低的物质力量的基点上开始的；他们的胜利，主要是观念或意志的胜利。”基辛格认为，制度是不能容纳天才的或神通广大的豪爽人物的。作为保守派出现的傅斯麦，“改变了欧洲地图的颜色与国际关系的模式”。但其中没有一项是可以制度化的；因而事业不得不由天赋不如傅斯麦的人来维护，而这些人的能力和任务很不相称。基辛格说：“傅斯麦的悲剧是他留下了一份没有被吸收的伟大的遗产。”
傅斯麦在1852年被任命为出席德意志邦联会议的普鲁士特使，他立即显示出他对过时的梅特涅体制的敌意。由于这个体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上的，即“普鲁士的内部结构极其脆弱，因而它不得不顽固地坚持保守的君主政体的统一来保卫自己”，傅斯麦强调“普鲁士的独特性和坚韧性”。傅斯麦坚信德意志的统一可以用普鲁士的力量来实现，他也坚信命中注定的不是普鲁士被德意志合并，而是德意志应该由普鲁士合并，他使听到他发表此项怪论的绝大多数日耳曼人大吃一惊。基辛格写道：“革命家之获得成功是由于他们的对手不相信他们目标的现实性，这样的事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基辛格看来，傅斯麦的目的是要普鲁士集中其主要精力于外交政策上；要做到这点，国内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基辛格说，傅斯麦在许多方面同戴高乐相像；他也强调“历史悠久的国家的自豪感与完整性”。当然，其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在戴高乐时期的欧洲是由几个中等大小，力量大体相当的国家组成，而傅斯麦时期的普鲁士则是德意志邦联中力量最强大的一邦。基辛格觉得傅斯麦不同于戴高乐之处是，如果国际条件许可，他“能依靠武力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他的对手”。基辛格说，这大部分取决于傅斯麦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以及他所选择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