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还提出：经济发展往往只会加剧国内政治上的动荡。他又提出：新兴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会利用外交政策作为摆脱他们无法解决的国内问题的一种手段，这是达到内部更大团结的一项策略。具有非凡的领袖魅力的领导人并非不知道这样一种策略所带来的好处。这样做也并不包含很大风险。主要的大国不至于对新兴国家使用武力；一般而言，他们甚至不想利用新兴国家国内结构脆弱这一重大弱点。
一个国际体系包含着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风格又如此不同，这个国际体系必然是不稳定的。对这样有重大分歧的领导集团来说，哪怕是鉴别一个问题的性质，也很难意见统一。在基辛格心目中，二十世纪还谈不上是政治家大展宏图的时候。既然有这么多的原因使大家看重“短期目标”，同时“国内需要办的事又随时要去完成”，这意味着长远的目的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实用主义的与意识形态的两类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官僚政治机构，剧烈变革的可能性很小，而在具有非凡的领袖魅力的领导人领导下的还不存在官僚机构来阻止变革的国家中，基辛格把那些居于领导层的政治家们看作是“走钢丝的艺人”，稍有闪失就会“从高位上摔下来”。要使各式各样的体系步调一致，并从中取得协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基辛格知道协议是刻不容缓的。令他怀有希望的一个理由是，避免一场核战争的浩劫符合共同的利益。核战争的危险固然并不对所有国家起着同样的约束作用，但无论各国的内部结构或领导集团的性质如何，大家都承认这一点。基辛格深信，随着技术与科学的传播，从长期来看，将会出现一种共同的文化，他设想这会孕育相互依赖的局面，但他决不为此而乐观。基辛格又回到他早在十多年前形成的看法上，他对由两种人物（“政治家”和“先知”）代表的两种主要的领导风格（“政治的”和“革命的”）作了如下的评述。
基辛格写到政治家时说，他“操纵现实；他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他觉得不仅有责任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有责任设想最坏的结果。他对人性的看法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意识到许多宏伟的希望已落空，许多善良意图无法实现，也意识到自私，野心和暴力。所以，他倾向于为任何一种可能作好两手准备，这是因为，即使最卓越的主意也可能半途夭折，最动听的言辞之中也会隐藏不可告人的动机。他宁可力求避免进行某种试验，倒不是因为如果试验成功了，他会反对这些成果，而是因为，倘若试验失败了，他觉得他应为之承担责任。他对那些把外交政策个性化的人表示怀疑，因为历史教导他懂得那种寄托在个别人物身上的结构是脆弱的。对政治家来说，渐进主义是稳定的要素；他代表着一个政绩平平、变革缓慢与建设缓慢的时代。”
先知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人物，基辛格解释道，他“关心操纵现实少，而关心创造现实多。他对可能做到的事情，感兴趣少，而对‘应该’做到的事情感兴趣多。他把他的预见作为标准，把他的虔诚的信念作为保证。他相信总体解决；他全神贯注的是目的而不重视方法。他深信人是可以完善化的。他的处事方法是不合时宜的，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更。他反对渐进主义，认为那是对环境作不必要的让步。他愿意冒任何风险，因为他的远见对他来说是最有重要意义的现实。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他对人性的更为乐观的见解却使他比政治家更不能容人。如果真理是既可知又可及的，那只是因为不道德或愚蠢才会阻止人们去认识它。先知代表着意气风发、变革剧烈、成就伟大但又灾难深重的时代。”
基辛格看到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对抗总是“不大会有结果的、徒劳无益的”。每一类型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里都占过优势；政治家的那种领导风格，曾在宗教战争结束和法国大革命之间，以及在维也纳会议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配过欧洲的外交政策。先知的那种领导风格曾在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最近时期里在世界的很多部分起支配作用。基辛格认为这种类型都作出了巨大成就，尽管他主要着重论述的还是先知型所招致的更大的紊乱与痛苦。无论如何，每种类型都有基辛格称之为“报应”的东西。他写道：“政治家的报应是，虽然均势可能是稳定的条件，但它自身不具有动力；先知型的报应是，除非承担风险，把人湮没在无边无垠的预见之中，并把人贬斥为仅仅是受操纵的对象，否则就不可能长期维持意气风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