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领导同目前苏联的领导仅仅在表面上略有相同之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上的约束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真理的标准，接受它的准则的人们相信它的理论对制订政策是有作用的。基辛格解释说，共产党人的自信来自于这样一种信念，即马克思主义使人们有可能理解历史，而这是其他法则无法做到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承认“客观”因素，他们很少考虑个别人的善良愿望；他们对那些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人毫无兴趣。他们坚持不懈的要求是绝对安全；他们觉得很难同那些他们不能控制的局面共处下去。基辛格在重复他的关于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对其他一切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这一观点的同时，指出:“一项看起来似乎是防卫性的外交政策很容易变得与一项公开侵略性的政策无甚差别。”基辛格写道：“如果要在西方的善良愿望和一种实际利益之间作出选择的话，选择后者的压力必然占上风。”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满怀信心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了解敌方要比敌方自己了解自己更为透彻。他们不愿向个人让步，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使某一次特定的谈判取得成功。基辛格写道，通过危险的、有时是残暴的方法——常常包含着从肉体上或者从官僚政治机构上把所有敌人摧毁——取得政权以后，他们是“全心全意的，毫不动情的，全力以赴的，而最主要的，是受一种强大的追求权力的愿望所驱使的。”由于怀疑与不信任支配着他们国内的政治关系，因而，他们似乎不会把外部世界看成很友善的。他们也不企盼从外部世界得到多少东西，最好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基辛格写道，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睦友好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应存在民族或国家的敌对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敌对关系是阶级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照理应该是兄弟般的友好和和平的。因此，当他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那是当作内部争论来处理的。实际上却不然，反对派受到排斥和谴责，并且动用一切力量来摧毁反对派。于是意见分歧便很快变成分裂：例如，苏联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斗争，就远远超出共产党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任何一次斗争。
基辛格写道，在共产党世界中，在那些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变成法律的国家和那些受革命热情支配的国家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法律的苏联，也同样存在着一定形式的实用主义，当然，它跟美国流行的任何一种实用主义很不相同。基辛格说道，即使一个共产党的社会已变为实用主义的社会，从理论上思考问题仍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承认，凡是概念性质的问题都应给以一定的重视。即使官僚政治化与实用主义会让一个共产党社会丧失它的部分锐气，但这绝不会把共产党社会变得像那些非共产党的社会。某些人预料西方社会同共产党社会将越来越相似，基辛格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他们仍会截然不同。就他期待一个共产党社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而言，他预计，那只有在官僚政治程度较轻的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这种变化；后一类国家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但较少地受既定的程序所约束。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基辛格说，这只表明凡行政结构尚未固定化的地方，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种革命的和具有非凡的领袖魅力的领导，对美国的实用主义或苏联的意识形态都感到无甚用处，基辛格在考虑这一类型的领导时，强调了它的原则的严肃性。这类领导人不注意物质上的利益；他们决不为此项毫不足取的目的而冒险。基辛格写道：“如果卡斯特罗和苏加诺主要关心的是经济，他们的才能原可保证他们在他们所推翻的社会中青云直上。使他们认为值得为此牺牲的是对未来的远见——亦即追求政治权力。对革命家来说，有意义的现实是他们正在努力奋斗的世界，而不是那个他们正在推翻的世界。”基辛格认为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袖人物如此难以交往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世界事务的看法是全然不同的。他写道：“西方有一种倾向，即认为新兴国家的紧张局势是由于经济活动的水平低。”对提倡发展经济的宣传家来说，提高国民总产值似乎就是政治稳定的关键。他们深信，这项任务应该得到新兴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首先考虑，并把它作为主要推动力。但他接下去说：“…对很多新兴国家里以信仰相号召的领袖来说，经济发展当然不是不受欢迎的，然而这把他们的雄心壮志限制在一个太小的天地中了。经济发展只能通过缓慢的、痛苦的高度技术性的措施才能达到，这跟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英雄业绩显然不同。经济发展的成果得来是十分缓慢的，也不能为他们明显地树立声誉。假如卡斯特罗按照那些提倡经济发展的理论家的建议去做的话，充其量只能希望在几十年后领导起一个小小的进步国家——或许就像加勒比海上的一个瑞士而已。这一目标同领导一场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的前景相比较，就显得太渺小了，未免兴味索然，甚至可能对卡斯特罗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