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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军政巨人:基辛格传(119)

作者:(美)斯蒂芬

基辛格把现代世界上的领导分为三种类型:官僚政治和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革命的和以信仰作号召的。美国的领导集团主要是官僚政治和实用主义的类型,他们用“就事论事的,实用主义的,并且还有点机械的”方式来对待政策。这种方式容许长时间的拖延,因为他们一般认为解决的办法早晚总会出现。也不必担心政策决定过程的拖延会带来难以补救的灾难。基辛格写道,这样的趋势是把每个问题都分割为若干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分别交由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具有特长的专家去处理。至于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如何相关联,那就几乎无人问津了。基辛格写道,技术性的问题易于受到更加密切的注意,并因处理比较得法而收到实效,纯政治性的问题则与此不同。基辛格的解释是“处理猜测性的趋势所用的那些准则,没有像处理当前危机所用的准则那样地成熟。”他接下去又说:“实用主义,至少就其公认的形式来说,关心方法比关心判断为多,或者,它宁可把判断贬低为方法论,把价值贬低为知识。”法律和实业界在美国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这只能加强这样一种趋势,即:宁愿跟实际问题打交道,而不愿处理假设性的问题。基辛格写道,计划,就其性质来说,是假设性的,律师的确不善于思考这类假设性的问题。其结果,就只会加强美国国内早已存在的把外交政策和解决当前问题等同看待的强烈倾向。只有在事态发展到非解决不可这样一种压力之下,才会去处理问题。当政府终于决定行动时,官僚机构的各个部门就乘机尽力用极其过火的口气来陈述各自的问题。由于最后结果有赖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官僚机构的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想放弃自己的固有观点。基辛格反对这种做法有很多原因;他特别指责这种做法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着重长远利益。他写道:“由于辩护会带来好处,制订政策的过程就变成了在特殊利益集团之间进行一系列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比较适合于国内政策,对于外交政策就不那么适合了。这种做法忽视长远利益是因为行政部门里不会有人出来为未来说话,所以,在审议过程中也不会出现反对派人物。”

基辛格认为这种种倾向,体现了美国外交活动上的许多特征。在一次特定的谈判开始之前,以及当某一问题在外交议事日程上不能占据突击的地位时,政府总不大乐意表明自己的立场;一旦确实知道谈判即将开始,一下子又手忙脚乱起来。谈判的任务只在于阐明立场—几乎是任何一种立场。因此,当然认为,除了成功之外,谈判别无其他目的,既然失败被看作是谈判小组能力不强的反映,这就大大地鼓励他们去制订可以接受的政策。基辛格写道,美国人似乎总认为谈判的失败应归之于个人的过失,而决不容纳这样的意见,即某一问题可能有种种内在的困难,以致几乎不可能在一次讨价还价的国际会议上得到解决。关心达成协议竟到了如此压倒一切的程度,一切长期打算都放到脑后了。谈判人员——通常是学法律出身的——往往把当一个调解者看作为特殊的美德,他们的主要目的便是求得和解。基辛格对具有这种素养的人是否适合担任外交工作表示疑问,他也完全不相信实业界的经理人员从事政治谈判一开始便能得心应手。法律界与实业界是招收外交人员的两个主要基地,而基辛格对两者都表示怀疑。他解释道,绝大多数企业经理人员懂得如何把明确规定的职能协调起来,这些本领“在企业界能相应地发挥作用,因为在那里,经理人员常常(可以)用果断精神、长期经验和广泛的私人交谊来代替思考能力”,但这些本领在国际事务中便使用不上;在革命时代的谈判中可就特别不相称了。

基辛格写道,美国人不大关心长远问题。他们宁愿在“危机”已经出现和正在形成时去处理它。决断常常大多是在把对立的观点加以调和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某些人的个性和个别人的擅长辞令等偶然因素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审议中容许反对方面提出诘难的法律程序,使大多数问题都要用文字叙明。对于其中存在的细微差别,并不重视;对看来好像丝毫无关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理解也比较差。对历史既不十分尊重,也无多大感情。很少把国家看成为各不相同的个体,倾向于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而抹杀它们之间的差别。基辛格又说:“由于我们的许多政策制订者首先提出的是出现在本人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往往是富于奇谈轶闻意味的东西。他们十分重视人们的言论,至于如何从国内结构和历史背景的角度去研究一下这些言论的意义,相对地来说,就很少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