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年的其余日子很快就过去了。1966年夏天，他重新担负起他那国际问题研究班的教学任务，但中断了一段时期，再一次应洛奇的邀请，匆匆地去西贡跑了一次。1966年7月的这次访问不到两周；在7月16日到7月19日这几天，他又跟许多在上次访问时所见到过的同一类人物见了面。他再一次到了他在去年秋天访问的那几个省，还去了他以前没有去过的另外两个省——边和和边亭。他同威斯特摩兰、兰斯代尔和尤班克等将军，当然还跟他所认识的许多南越官员谈了话。他的第二次访问证实了他早先的许多判断，但他比以往更深地体会到，他对越南问题只知道到一些皮毛；因此他不愿论述这方面的问题。
9月底，他兴致勃勃地返回哈佛大学继续执教。他彻底地修订了他这门课程：政治学180—国际政治绪论，他自执教以来，第一次对大学生的反应感到满意。他重编了书目，并介绍了他在休假年中所专心致志研究的某些历史课题。他作为一个优秀教员的荣誉，主要来自他在哈佛大学最后几年中得到的好评。他在研究班上取得的成功，是他一向的成功之处，因为他擅长于组织小组讨论。这些说不上繁重的任务不能解释他的学术著作数量突然下降的原因。也不能把这种写作的减少归咎于接待外国宾客，出席国内外会议，或应邀公开讲演而占去了他的时间；诸如此类的活动，过去从来没有妨碍过他的写作。
那么，是否可以把写作的减少同他答应和北越进行秘密谈判（通过法国人的居间斡旋）一事联系起来呢？这些原来由帕格沃希运动提出的和平倡议，稍后就把美国政府，特别是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牵连进去了。基辛格负责同前往河内的两名法国使者进行谈判。此项使命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它使基辛格对越南局势的困难重重有了新的认识。谈判占用了他1967年的整个夏天。这些能解释他在那一段时期里的沉默，但仍解释不了他为什么沉默了四年之久。
基辛格的沉默不能用担任此类职务来解释，也不能解释为他过去从未显露过的一种沉默。他不写，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无话可说。基辛格只是在有一项美国外交政策要批评时才写作。无论是艾森豪威尔年代的不完备和不恰当的外交政策，在某些地方显得如此僵硬和愚蠢；还是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尽管显得更为华丽，但在基辛格看来，却隐藏着其他的缺点。这些才是值得讨论的题目。1965年以后，美国没有什么外交政策，有的只是一项越南政策。
由于政府完全专注于越南问题，它事实上已忽视了其他一切外交政策问题。尽管忙得不可开交——东奔西走，每天有几百份电报要研究，高级内阁官员经常出差，总统本人多次出访——然而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没有提出新的创议。它只是靠肯尼迪时期留下来的残余过日子，而这些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艰难了。外交事务日益失去生气，约翰逊则枯守白宫，这是自从1937年罗斯福发表名闻一时的、要求与侵略国断交的隔离免疫演说之后从未有过的情况。政府的官僚机构只知忠于职守，使国家机器在约翰逊领导下继续运转，但越来越说不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目标究竟是什么。
在外交领域内如果还有点政策的话，那就是它不得不同越南打交道。这方面的决定制订出来了，也加以修订了，并且还按期公布了。那么基辛格何以不谈谈这些政策呢？他的沉默是否意味着他基本上同意政府的行动呢？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很简单：直到约翰逊政府的末期，基辛格对于这个问题不表示权威性的意见是由于他对这个问题不够了解；他不习惯于对未经深入研究过的事情撰写文章。即使在第二次去越南访问之后，他也没有自认为对东南亚的了解超出一般肤浅的认识，他不像有些人只是去过一趟就变成了“行家”，也不像某些人以为依靠报纸和“情况介绍”就行了，基辛格深感对这个课题必须切切实实地作进一步钻研。他不断学习——但在1965、1966、甚至1967年，他感到还没有达到非表态不可的地步。只有到了1968年，洛克菲勒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才迫使基辛格拟订出和明确地谈出对越南的具体政策。他把这些政策纳入既包括中国也包括苏联在内的更为庞大的格局之中。
洛克基勒的竞选运动给了基辛格讲话的动机。从六十年代早期以来，他对自己和其他外交事务的权威人士能否发挥作用，越来越感到可疑，特别当他们对现行政策表示不同看法时更是如此。一个人写的书有人买，一个人写的文章有人引用，这都使作者高兴，但在外交政策领域里能否起影响，不能单单依靠这种标准来判断。基辛格希望看到他的建议能被采纳。他知道事实上其中能全然迎合外交政策制订者心意的却极少。他势必要考虑在政府外面，是否可能在制订政策方面起一定的影响。一个外交政策评论家能指望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买过他的书的人又有几个曾认真地读过这些书呢？有哪一些政策的改弦更张，能归功于他的著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