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希望相信它既能得到欧洲的统一，又能继续保持一伙驯顺和听话的盟国。美国的目标是一个在美国领导下的紧密团结的大西洋共同体。这个目的是无法实现的，看来分歧还是无法避免的。基辛格写道，设法缓和这种分歧的影响的政策，才是一种明智的政策。英国必须加入到欧洲中间去，只要英国留在欧洲外面，就会引起孤立它或孤立法国的活动。基辛格认为，美国最好“把通过内部演变成为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个问题让欧洲人自己去解决，而用它的创造才能和影响来筹划大西洋合作的新形式”。美国人没有必要在欧洲推销他们那一套联邦制的解决办法。假如欧洲选择超国家主义，那也好，但必须由欧洲自己作出决定。美国，如果顾及它自己的利益，是会和任何一种类型的（包括邦联制的）欧洲和好相处的。美国最好再同戴高乐进行会谈；假如同苏联都能相处得来，那么，同一个传统的盟国进行磋商，应该是不存在什么困难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一个大西洋联邦；这一联邦不会很快到来，但把它作为一个长远的目标还是必要的。基辛格写道，对西方的挑战是“它能不能从民族国家走向较大的共同体，并在这项活动中汲取力量用以促进另一个革新时期的到来”。
基辛格一直是很谨慎的，他竭力避免正面攻击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但如果回顾一下他说过的话，难道还看不出他对这届政府工作的失望吗？尝试多而建树少。基辛格说出了这一切，不过是sottovoce罢了。
第9章六约翰逊年代
沉默与深思
十多年来，基辛格写下了很多论述战略与外交政策的文章——大都以当代为背景，有时也写些年代比较早的历史题材。这个多产作家一到1965年却出现了写作突然中止的情况。虽然《麻烦的伙伴关系》是在1965年4月问世的，但该书在约翰逊于1964年击败戈德华特之前好几个月即已脱稿。就在约翰逊取得1964年11月的巨大胜利和1968年3月宣布不再参加竞选为另一任总统的决定之间这一段时间里，基辛格写得比以往十年中任何时期为少。在这个时期里，他仅仅发表了两篇新的重要文章。未有新书出版。除了一本战略问题的论文选集和几篇根据以前发表过的材料主要为外国报刊撰写的小文章之外，这就是基辛格差不多在四年中所发表的思想成果的全部了。
人们是怎样解释这种产量降低的呢？对一个不熟悉情况又胸无成竹的传记作家来说，或许会从基辛格生活中纯属个人的因素出发，寻求可以解释其发表文章的数量突然急剧下降的原因。他毫无疑问地会注意那些使基辛格的婚姻破裂，以及使他在六十年代早期遭受困苦的原委。甚至这位作家会挑中肯尼迪当政早期基辛格在华盛顿所处的逆境而大做文章。然而，他肯定感到茫然不解，即所有这些其实都不是使基辛格的写作骤然减少的原因。前已指出，在肯尼迪年代里，没有明显的下降。因为在肯尼迪执政期间，除了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工作极为繁忙的那段时间以外，他的作品照样是丰富的。
既然如此，人们又怎么解释他在约翰逊年代的沉默呢？是不是他在哈佛大学的新任务耗尽了他的精力呢？那里并没有使他的生活发生显著变化。事实上，还可以这么说，他在1964至1968年间，在哈佛所享有的自由要比五十年代初期以后的任何时期为多。1965年至1966年间是他休假的一年，他留在坎布里奇，以部分时间编写一本教科书的约稿，此外没有其他负担。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得以自由地选读他所喜欢读的书。他又重新阅读哲学书，并开始考虑研究历史。他把注意力转向十年前着手的关于傅斯麦的外交政策的初稿，并考虑是否应该把它完成。他广泛地阅读外交史。当他1965年8月结束国际问题研究班的课程后，他知道可以有一年时间在哈佛大学没有什么任务。他就接受他的知心朋友，当时正任美国驻西贡大使的亨利·卡伯特·洛奇的邀请到南越访问。基辛格对越南的知识非常贫乏；洛奇认为，尽管是一次短暂的访问，也会使他对那个国家和美国在那里的政治、军事问题有所理解。
基辛格在越南从1965年10月15日一直到11月2日。他会见了南越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包括阮文绍和阮高其、指挥第一和第二军团的将军，以及建江省与永隆省的长官。此外，他还会见了政府各部的部长、宗教界领袖——佛教的和天主教的，以及一批过去曾任显要职务的南越政客。他参观了万幸大学和顺化大学。洛奇大使并将美国在这个国家从事庞大军事活动的许多负责人物介绍给他。他同主要的陆军军官以及负责中央情报局和国际开发署工作的那些人见了面，听了不少情况介绍，并有机会巡视了西贡以外的农村。基辛格对美国官员惯常使用的许多毫无意义的词汇不禁失笑。所谓安全地区，一般只指这些地区在白天一定时间内是安全的；所谓“绥靖区”是指有时候仅仅在负责军事行动的美国官员悬挂的地图上是绥靖的地区而已。基辛格把他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洛奇大使。他天天记日记，但从未想到要发表或给人传阅。在南越的十八天并未使他成为一个“速成的越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