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认为，“美国的政策对于有效协商的心理前提未必总是敏感的。”他写道：“一般总认为，一个国家在联盟里的影响是像合股公司里那样分摊的：在普通企业中拥有最大数量股份的合伙人似应具有最大的影响。”基辛格认为，这样的尺度未免过于机械了，他写道：“在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里，一个国家的影响，必须由它的伙伴们确实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它作出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个别的欧洲国家并不具有承担一项全球政策的资源他们设想的是，欧洲合为一体时就会拥有这样的资源。发生这种情况时，美国和一个统一的欧洲将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协商。美国人还设想，统一的欧洲将会类似美国那样看待世界。基辛格对这样一个假想，即甘愿承担全球责任总是和具备可利用的资源相联系，抱有怀疑。他认为，美国享有巨大的资源，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承担全球责任。许多欧洲国家拥有它们以往从未有过的那么大量的资源，但这并没有促使它们谋求担当世界性的任务。有些国家在经受了两次大战和非殖民地化的创伤以后，不愿分担义务，而完全准备让美国单独去干。基辛格不重视美国通常关于“利益”和“责任”的区分。对于美国“在自己的领土以外并没有什么狭义的国家利益”，却准备作出牺牲并承担巨大的世界责任，这种想法并没有怎样打动基辛格。他写道：“除了我们的欧洲盟国可能把‘不谋私利的’外交政策认为是多变和不稳定的以外，上述区分也没有抓住中心。我们的大多数盟国不愿承担世界责任的主要理由正是在过去十年中它们被迫舍弃了它们的全球利益。只有在我们的盟国对于在欧洲以外有哪些生死相关的问题的看法是同我们一致的情况下，只有在它们相信除非自己也出力，否则美国会减少它所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下，共同肩负我们的重担才会促进大西洋的合作。这两个条件现在都还不具备。”
总之，欧洲统一不能消除盟国的不和；事实上，可能只是使这种不和扩大。美国在今后几十年内很可能日益卷入远东、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没有理由指望美国的欧洲盟国会转而对这些地区发生兴趣，或自以为在这些地区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联合外交不能在美国作出一切决定而由其他国家给予认可的这样一种基础上进行。在基辛格看来，准备扮演这么一种角色的盟国领导人绝非完全可以依赖的。使欧洲在作出决定中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他写道：
“十五年来的霸权地位使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意见代表着普的利益。我们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诱使我们把盟国间的协商变成一种主要是为贯彻美国的想法而进行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受到美国的“养育”和“保护”。现在是“从监护转向平等”的时候了。美国需要有人来共同承担责任，甚至超过了需要有人来分担。美国的显著优势地位将有所下降，不过结果可能带来一个更为健全的相互关系。美国还是不再坚持它的“善良意图”为好。没有人在争论这些意图。争端一般是在于美国的做法和美国承担义务的性质。美国在不断探求最终答案时，过多地使用了抽象模式，在这些模式里，各国都是可以互换的个体。美国的实用主义使这个国家什么事都想试一下;结果是不断地追求新奇。官僚政治的工作程序使它易于更多地关心当前的事务，而不关心长远的问题。基辛格写道：“虽然我们可能不愿承认，其实我们可以从一种平衡力得到好处，用这种平衡力来控制我们不时表现的急躁冲动，并为我们爱好寻求抽象的和‘最终的’解答提供历史的前景。”基辛格认为欧洲就是这样一种平衡力。他希望能使用这种平衡力。
美国人很早就已谈论，只有对等的国家才可能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以致基辛格感到不得不问一下，事情是否确实如此。他不知道大西洋两岸一体化主义者宣传的一个理想化了的统一的欧洲的图景，会不会把前途过分美化了。这些党派观念很强的人认为，政治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会像经济一体化那样容易，似乎经济一体化就保证了政治一体化。基辛格相信他们是错误的。随着欧洲在经济上得到了恢复，政治信心增强了；这就必然在某些国家导致了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的加强。基辛格认为戴高乐至少在两个方面搞混了关于欧洲前途问题的争论：他使得对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者利弊的考察看上去就像是对他个人的评价；同时，由于一些最激烈的亲英分子赞成一个联邦制的欧洲——这在伦敦和巴黎同样地不会被接受—因而这些人把反戴高乐主义作为一种手段，用来提出那些他们明知戴高乐会否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