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过分重视多边力量问题，因而就忽视了其他一些关键问题，包括战术核武器的作用及其控制。基辛格从未接受过吉尔帕特里克的论点，即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全面核战争。基辛格认为欧洲大陆上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可以用于两个目的：迫使刚开始的突击停下来；对侵略者加以足够的惩罚，迫使他走到谈判桌上。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欧洲大陆的战术核力量必须重新明确任务，减少弱点，改变部署。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不可能为欧洲的纯常规防务征集足够的军队，那么，制定计划时就必须考虑这一事实。基辛格深知，军事力量的安排并不能解决联盟的主要是政治性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挑战是看它能否定出“共同目标”和能否“设计一种既有一致性又有灵活性的政治结构”。
在基辛格心目中，核控制问题尽管重要，但与德国前途问题相比，只是次要的。但前者，基辛格说，却引起了政府中许多有势力人士的注意；而后者，相对说来，则被忽视了。基辛格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写道：“核控制问题，虽然极其错综复杂，但却有看来较为具体的这一有利之处；可以通过技术分析求得解决。因而热衷于这一问题，就可以逃避那些难于捉摸的、不大能用机械方法来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联盟在未来十年里将在德国问题上经历严重考验。他对联盟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多好，并不乐观。这里几乎总是有人兴致勃勃地在为确信苏联已出现真正的“解冻”、适合于协商的时间已经来临而寻找辩解理由。
关于苏联是否已经演变的问题，人们总是争论不已。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来考虑如何改善与苏联某些领导人的关系。基辛格感到所有这些讨论是很愚蠢的。显然，苏维埃社会在演变，而且将继续演变。没有人反对缓和紧张局势，问题在于怎样来实现这个目标。他为他所见到的共产党世界的不妥协性而担心，并把这种不妥协性归因于共产党世界的领导及其意识形态。众所周知，在苏联，政治生命是危险莫测的。在这种情况下，猜疑和阴谋是家常便饭，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来没有确立一套合法的政治继承制度，权力归于“那些有足够的机智和残忍来夺取和保持它的人”。基辛格写道：
只有强烈的权力欲才能驱使一个人投身此种生涯任何一个在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人，必定是一心一意的、冷酷无情的、不动感情的、全力以赴的人。在苏联领导人的经历中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他们把赢得和平作为目的，也不会把个人表示的善良愿望按表面价值予以接受。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实在说，它们能够生存——靠的是伪装的本领……因而猜疑多端是苏联领导人在国内处境中所固有的。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不见得会显得宽厚。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理由对待外国政治家会比对待自己的同事更文雅一些，也没有理由期望他们会更多地体谅别人。”
根据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虽则在决定日常行动中并不重要，但却形成共产党人对现实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为最后胜利作下了保证；它规定了什么是合乎正统的，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的纪律成为可能。它强调“客观”因素——社会和经济条件，经济过程的性质，阶级斗争——重于主观因素，包括个别领导人的个人信念。在谈判中，共产党人认为只能向现实“让步”，而决不向个人“让步”。他们对西方谈判者常用的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相互让步的做法毫无兴趣。基辛格写道，他们对西方谈判者的态度，恰如“西方精神病医师对待他们的病人，无论口头上怎么说，他们总以为他们对西方对手的了解胜过西方人对自己的了解。”基辛格认为这是何以苏联的个人外交，即使是最高一级的，很少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基辛格认为和平共处绝非为了它本身而提出的。它“主要是作为冒最小的危险来颠覆西方国家的一种战术措施”。那么，苏联的行动受到哪些东西的限制呢？首先是现代武器的威力。苏联领导人懂得施加压力超过某一限度就有危险；基辛格写道：“在苏联冒险进行公开军事挑战以前，西方的行动想必是出乎寻常的愚蠢。”基辛格接着说：“苏联领导人为和平共处提出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核战争的危害，这是值得重视的。注意使这种局面保持下去，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其次一个使苏联领导人受到限制的因素是领导集团本身的不稳定。凡是没有明确的继承次序，没有解决内部分歧的方便途径的地方，就必然会出现麻烦。同时，共产党国家感到，在共产党国家之间极难打交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们之间本来不应存在任何分歧；事实上，分歧很多。基辛格说，其结果是，“共产党领袖试图用进行内部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争论：首先设法把他们的对手清除出共产党国家的集团，然后毁掉它们。但在主权国家间，这种手段使争论恶化成不可挽回的分裂。而每次分裂，都一再证明那些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正统教义是可以进行不同解释的。这迟早会侵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的信念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纪律。”非斯大林化，中苏分裂，赫鲁晓夫下台，都造成共产党世界很大的紧张。有关斯大林的揭露，引起了诸如何以社会主义制度竟会产生这样一个领导人的尴尬问题。中苏分裂引起了一个自称代表普遍真理的运动是否容许有两个正统中心的问题。基辛格相信，裂缝可以“不断弥合”，但他认为潜在的根源则是“不能消弭”的。一旦莫斯科教义的绝对正确性受到这样一个对手的挑战，旧秩序就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