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肯尼迪政府，不论在对待法国或对待德国方面，都显得不很内行。在这方面，它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它的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基辛格认为，在战争刚结束之后，本来是英国领导欧洲的难得的机会，但它却完全错过了。用基辛格的话说：“英国只要提出来，本可以取得欧洲的领导权”，而它竟不知道有这样的机会。当它终于认识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时，却又为究竟是应该继续忠实于英联邦，还是保持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或者在欧洲开始一次新冒险而烦恼。英国不愿意从中选择，而试图三者同时进行。基辛格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否认英国之所以被排斥在欧洲大陆以外，能归因于一个年迈的、念念不忘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冷遇的法国领导人的决定。有些人说英国没有主体观念，基辛格不相信。英国是有它的主体观念的，也正是这一观念妨碍了它一心一意地进入欧洲共同市场。当共同市场取得初期的成功以后，英国变得对欧洲感兴趣起来，它的兴趣不在于超国家的或一体化的欧洲，而是在于类似戴高乐所赞同的那样的欧洲。英国人反对超国家主义，主要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英国的立场没有像法国的立场那样触犯美国人美国人对这样一种默契感到满意，即英国对欧洲承担任何义务都不会改变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在对待美国的方法上，要比法国巧妙得多。基辛格写道：“英国从来不在抽象的或理论的问题上论争。它几乎从未公开地拒绝美国的基本政策。相反，英国的政策在通过频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商来制定措施时，一向对我们推崇备至。…不管这种‘特殊关系’的‘现实性’怎样，英国总是力图给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的政策即使不是在伦敦的指引下制订的话，至少是受到它的强烈影响的。”
基辛格写道，英国可能夸大了它对华盛顿的影响，而美国则夸大了英国的顺从。他并不相信预先安排好了英国一定会在共同市场里做美国的代言人。实际上，他说：“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一个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很可能是，今后欧洲会以英国的方法来实施戴高乐的政策。”这不过是猜测；英国暂时还被挡在共同市场外面，对此美国负有责任。基辛格写道，撤销闪电导弹，在英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这是“跟闪电导弹技术上的得失和英国的战略情势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争端是政治性的；接连几届英国政府已耗费了一百亿美元来建立一支独立的核威慑力量。问题已危及政府的生存，而在这种危机中，“技术得失的争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人们对于拿骚协定实际上是否影响了戴高乐对英国申请参加共同市场的决定，一直争论不已。许多人说，那仅仅是戴高乐的推辞。基辛格则相信这个协定是原因的一部分，因为协定确实表明，英国首先而且主要考虑的是它与美国的关系。戴高乐可能在拿骚协定前已作了决定；基辛格写道，假如当时他还在斟酌这个问题，拿骚协定仅仅是促成了他拒绝英国的申请而已。基辛格认为，英国笨得出奇；他写道：“英国在闪电导弹问题上遭到一次突然的挫折。看起来它一直没有认真考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密切它和欧洲伙伴们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相反，它连和另一个核国家法国都没有商议过，就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定，它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订了一份核计划，而竟然未让共同市场内公约组织的未来成员参与其事。”无论美国是怎样地出自无意，它在英国的这次失败中是起了作用的。它自己偏爱的那个方案，即打算以包括英国在内的统一的欧洲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为基础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方案，就不得不搁置下来了。基辛格并未说过，这种局面是闪电导弹事件和拿骚协定造成的；只是说，这有助于戴高乐证实，不仅是对他本人来讲，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有道理的。美国接二连三地设法来孤立法国，以此作为回报。关于欧洲的内部结构和各欧洲国家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作用而开始的争吵，有打乱经历艰辛才造成的联盟的周密结构的危险。美国人没有得到他们指望的东西：没有新的大西洋联盟，有的只是一个僵持局面。基辛格没有直接指责肯尼迪政府，但他的意思是足够明显的。
不论1961年后的外交活动如何不适当，跟美国战略理论的不确切相比时，就算不得什么了。在这一点上，基辛格是毫不留情的。他对多边力量大声斥责。基辛格感到诧异的是，何以它竟能使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防务建议拖延几达两年之久。他知道，如果不是戴高乐否决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可能完全不会有这种多边力量的建议。一旦政府对多边力量承担了责任，就不得不找一些理由来支持它。有些人争辩说，核控制的问题是联盟的根本问题。据称只有三种可能的解决办法：美国继续独霸，这已经被人们宣称为不可能的了；核扩散，人们说这会在政治上造成分裂，而在战略上则是危险的；多边力量，这会“给予联邦共和国以平等地位，同时会给欧洲一体化提供新的推动力并加强联盟的团结。”基辛格认为多边力量注重了错误的问题，而且肯定是对一个实际问题作出的错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