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怀疑戴高乐夸大了任何一个处于法国地位的国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戴高乐成功地扩大了法国的眼界，坚持了面对美国的法国的权利，但这类维护权益的做法是有限度的。法国和美国的力量不对等，在双方的任何对抗中，法国总是要失败的。继续争吵对两国都没有好处，但双方的领导人都在被推向争吵之中。基辛格写道：“法美对抗之具有讽刺性，在于戴高乐的思想概念超越了他的实力，而美国的实力则胜于它的思想概念。”
在基辛格看来，局势的真正悲剧就在于此。甚至虽然有1961年参加过肯尼迪政府并在约翰逊主政时又留下来的所有的有才能的人，但是美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的观念是不合时宜的。基辛格很少关心戴高乐的声誉——历史会注意到他的声誉的——但他非常担心联盟会因愤激和误解而受到威胁。戴高乐对已发生过的事要负一些责任；而基辛格主要重视的是开导那些坚持以法国总统为敌的美国人。基辛格警告说，以这种错误概念为依据的任何政策的牺牲品，不是戴高乐，而是大西洋的统一。基辛格指出：“关于大西洋关系的概念，不论是‘美国的’或‘法国的’总有一个可能取得成功。像这样不了解另一方真实意向地对抗下去，可能带来双方都表示最担心的后果：一个分裂的、猜疑的、再度热衷于清算旧怨的欧洲。”接着，基辛格忆起他当青年研究生时写的论文，用一句富有特点的评论写道：“在自己热烈想往的事情上遭到挫折就是悲剧，至少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如此。但还有另一种而且或许更为沉痛的悲剧，那就是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然后发现这些愿望是毫无意义的。”
基辛格认为美法对抗是杰出的美国人对于他们在欧洲的真正利益是什么普遍模糊的标志。对美国人来说，法国并不是唯一神秘的国家；德国看来同样使人难于理解。同样地，困难还来自对于德国在二十世纪的经历的陌生。基辛格写道：
每一个年逾五十的德国人都经历过三次革命他们见到过四种不同的政体，每一种政体都自称在道义上是跟前一个政体相对立的。他们看到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并且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每一个三十五岁以上的德国人都曾亲眼目睹纳粹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崩溃的创伤。基辛格说，德国在丧失其民族的、政治的、领土的完整后，变得繁荣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缺乏自信；他们常常担心会被他们的盟国抛弃。基辛格认为，阿登纳之取得伟大成就，和戴高乐一样，是出于他对德国公民的心理需要有深刻的了解。阿登纳了解德国的问题，他力求使自己国家不止关心其本国的事务。关于这个被他的敌人称为盟国的总理的阿登纳，基辛格写道：“他意识到德国在地理上过分暴露，在心理上和政治上过分脆弱，无法采取一种很主动积极的政策。他了解一个分裂的、无根底的、被人们怀着猜忌和恐惧的眼光看待的国家，假如硬要采取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话，就格外会引向民族主义、中立主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德国政治生活的结构可能抵挡不住这一过程所固有的压力。”
只有在美国的柏林政策威胁到阿登纳所认为的对德国生死攸关的利益时，他才“恢复了他始终强烈的同法国紧密联合的倾向”。基辛格解释说，1963年1月的法德合作条约是德国一直在谋求取得“一个大伙伴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的更进一步的阶段。基辛格把阿登纳看成欧洲的另一个幻想主义者；他认为阿登纳“最显著的成就是创造了一种错觉，似乎联邦共和国内的形势正如他自己的政策一样坚实而稳定”。
基辛格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战后二十年间，这个国家主要是致力于物质方面的重建。从1961年开始，它为紧随而来的危机所震撼：赫鲁晓夫的威胁以及针对这种威胁的英美谈判策略的发展；柏林墙事件；戴高乐的欧洲政策以及美国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以及美国要求在外交上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压力等等。美国和英国的不少有影响的人物在1961年准备接受新的柏林通道管理办法，以换取承认德国的永久分裂。他们把这看作是“为了获取稳定的保证所支付的一笔小小的代价”。基辛格解释说，这些人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协定将会破坏联邦共和国的国内均衡。苏联要求西方承认维持现状的理由之一，正好是它知道这会给联邦共和国一个多么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