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并不认为戴高乐的政策的转变，仅仅是由于遭到美国的阻挠。当戴高乐提议建立理事会时，同苏联打仗的危险是非常现实的；戴高乐正设法使欧洲确信，一旦战争来临会得到美国的援助。1961年后，苏联的威胁大为减弱时，戴高乐开始设想另一种类型的欧洲——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盼望总有一天，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是共产主义的，而变为民族主义的。在基辛格看来，这同战后美国四届政府都认为是解决悬而未决的难题的先决条件的看法，并没有多大区别。基辛格认为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法国虽都坚持己见，但是关于只有在苏联内部出现了根本转变时，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可能性才会大大增加这一点上，双方的意见却是一致的。双方都在寻求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样一个变化。每一方都想在这种变化发生时，充当西方的主要发言人。
关于什么是稳定的国际秩序，双方各有很不相同的观点。基辛格写道，美国认为，和平和稳定是“自然的”，危机不是由于客观条件而是由于个人的恶意造成的；二十世纪的紧张局势是那些不讲道理的共产党领导人制造出来的。要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政治气氛，就得相互信任；这样才能期望良好的个人关系会引起心意的转变，而心意的转变将使意见统一成为可能。戴高乐的看法很不相同；他用历史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和平并不是最后的解决，而“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或许是比较稳定的均势。”紧张局势并不是由个别领导人造成的，而是由制度本身的各种道德力量造成的。他把内部的不稳定看成是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显著特点；共产党人经常试图从事于对外冒险来转移视线。由于俄国人的扩张主义是因内部的不稳而不是由真正的不满产生的，因而对于他们的侵略就不能等闲视之。因为苏联内部压力会继续存在，这就不断刺激它对外提出新的要求，所以国际关系中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是难以避免的。戴高乐反对英国和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同苏联进行“探索性”对话的计划，主要是因为他看不出这种对话有什么必要。倘若苏联人诚心谋求和平，他们只须停止制造新的威胁就行了。他感到继续进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同样是那么回事，肯定毫无结果。
基辛格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如何看待共产党中国这一点上也存在重大分歧。他说，在政策分歧的背后是哲学上的根本分歧。戴高乐很少强调各个国家的“意向”。他知道苏联强而共产党中国弱；支持和加强中国，使它成为共产党世界中苏联的对手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戴高乐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欧洲。在那里，中国未施加任何威胁，而苏联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法国领导人对中国较为宽容是有道理的。
戴高乐不相信和平能够通过国家首脑的个人和解来实现；只有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这就是建立更为稳定的均势。他认为在创造这样一种均势中，法国能够起到重大作用，他批评美国力图超越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来同苏联直接打交道。基辛格发现戴高乐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始终一贯的，他反对把戴高乐的观点当成愤世嫉俗或别有用心的。他对那些坚持认为没有办法同戴高乐打交道，并坚持认为唯一合理的政策是等待他从政治舞台上引退的人，极为不满。
基辛格也知道戴高乐的弱点。他并不想掩饰他对这位法国总统的“突如其来的策略”和“专横的作风”所感到的不安，更不用说他的“过度的理性主义”——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把这个特点跟戴高乐联系起来。大多数美国人把他看成一个力图夺回业已丧失的法国优势地位的浪漫主义者。基辛格则把他看作一个不能理解别人感情的极端的理性主义者。他相信，这一点是戴高乐的最大弱点。当戴高乐宣称为整个欧洲说话时，他主要是为他的法国同胞而不是为所有的欧洲人说话。基辛格说，戴高乐的“过度的理性主义和单方面的策略”使他和其他欧洲人疏远了。
基辛格感到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拼命追求欧洲统一的人，却使自己在国外被描绘为只关心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基辛格写道：“戴高乐通过唤醒那么多的关于权力主义统治的回忆，使欧洲内部的讨论趋向极端，以致人们近乎不可能抓住他的思想实质。一个强大的欧洲必然会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但戴高乐以那么伤人的姿态发动这场挑战，反而激起了美国自认有理的情绪，而没有促使它按形势的要求对大西洋的关系进行客观的再检查。”基辛格相信历史对戴高乐的想法（与他的作风截然不同）作出的判断，将比那些批评他的人高明得多。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他不能实现他的目的这一事实。他的作风使他受到挫折，而他的想法从来没有使得人们好好听取过。戴高乐的概念为其后继者所遵循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的。基辛格写道：“只有当伟大人物记住他们的业绩必须由那些天赋较差但看来将继承他们的人保持下去时，他们才能真正成其为伟大人物。一种结构如果只有依靠每一代都出现一个伟大人物才能保存下去，那它本身就是脆弱的。对于戴高乐的成就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