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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军政巨人:基辛格传(107)

作者:(美)斯蒂芬

为了对抗一个占优势的力量常常建立一个单独的整体欧洲人的整体感不可能是这一普遍法则的例外——它们的动机很可能是坚持欧洲对世界的特有的看法。”他认为,当欧洲人的整体感“不再因害怕苏联而得到发展时”,尤其是这样。美国假如做好准备接受欧洲对它的霸权的挑战,那将是明智的,这可能成为美国为了欧洲的统一所花的代价。基辛格写道,大多数美国人的做法,好像那是不必花什么代价的;似乎欧洲的统一会像不花钱的礼物一样降临。

有时美国人给人一种印象,他们除了等待戴高乐退出政治舞台之外再无他法了;基辛格认为这不是政策而只是逃避。对基辛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主要从事于使法国相信自己是强大的。在他看来,这不是一般的抱负。一个在1958年和1962年之间三次接近内战边缘的国家可能容易为外人所轻视。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社会认真对待呢?法国在1940年的崩溃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道德上的。这个国家懂得,它之所以能渡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部分是由于别人的努力,虽然它并不是经常这么说。接着,二十年中使人沮丧的殖民地战争并没有提高民族的士气;自信的感觉也没有因这种经验而滋生出来。基辛格写道:“虽然戴高乐的行动经常表现得好像他反对美国的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但是他的更深远的目标则是教育性的;教育他的人民或者他的欧洲大陆采取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态度。”抹杀戴高乐和大多数美国领导人对世界的预见所具有的重大差异是不必要的。基辛格说道:“凡逢美国发言人强调合作观念的时候,戴高乐就总是强调均势的观念。许多美国官员硬说,只要用‘共同体的精神’商谈事务所有的争吵都能够解决。对戴高乐来说,正常的关系依赖个人态度的地方少,而依靠压力的平衡和对力量对比的了解倒更多些。如果这些都正确地估计到了,谈判是能成功的。否则,善良的愿望是不能作为代替物的。”

基辛格认为戴高乐一定同美国人发生冲突,因为他是在另一种时间格局里活动的。美国作为联盟的领导者,重视解决当前问题,而戴高乐则对十年或十五年内可能出现的事兴趣大得多。他对美国在最近时期内会给予保护是有信心的,但他还预想到另一代美国领导人执政的时候,他们首先关心的不一定会是欧洲。他并不像很多美国人那样自以为能展望未来。基辛格回想起,丘吉尔的作为一度跟戴高乐非常类似,力图为将来采取保障措施;美国领导人曾简单地把丘吉尔看作目光短浅的民族主义者。因为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把双方连接在一起的亲密纽带,这种分歧虽从未公开,但分歧是存在的。戴高乐坚持要通过邦联形式而不是通过超国家结构来完成欧洲的统一,以致使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显然是旨在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的一个计谋。基辛格承认,戴高乐的真实意图是难以把握的,但是,基辛格写道,假如戴高乐的目标在于霸权,那么他用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法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由许多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只有通过道义上的领导才能加以统率——如果真有可能予以统率的话。基辛格解释说,假如其他欧洲国家不赞成法国政策的话,它们“看来不会那样地无视自己的利益,或那样地缺乏自信,而不加以否决”。

美国偏向于超国家结构恰恰反映了它对联邦制度更熟悉;同时,基辛格补充说,这也可能反映了它对欧洲统一的矛盾心理。美国一方面赞成欧洲统一,另一方面又相当警惕地保护着它同某几个欧洲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且不愿见到自己的支配地位受到挑战,尤其不愿在防务领域里受到挑战。戴高乐对美国施加于欧洲独立地位的这些限制,颇为不满。他的目的在于使欧洲明确提出自己的防务政策,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和独立的实体来同美国打交道。拿骚协定之所以触犯了他,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协定看成是美国把它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盟国的另一个手法。他不欢迎给法国分派特定的军事任务;在他看来,这是把法国的安全置于他人手中。依照他的观点,一体化,会导致“推卸责任和一种虚弱感”。他认为,从过去几十年发生的每一件事来看,把法国军队和法国社会融为一体,要比把法国军队并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为重要。

美国人对戴高乐非常恼火,他们谴责他不信任美国,又训斥他对核战争的基本原则的无知。基辛格采取了大不相同的态度;他看出在戴高乐的分析和麦克纳马拉的分析之间有某种类似之处;只是在解决方法上有显著的分歧。麦克纳马拉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得靠分工,企求法国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常规武器。戴高乐重视法国的独立身份,对于战略的技术方面远不如对作出抉择的这一政治问题那么关切。美国人主要重视的是核武器的集中控制,他们相信,万一爆发全面战争,这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戴高乐对于日常的外交事务极为重视。麦克纳马拉主要是为战略上的抉择而操心,戴高乐则主要是为政治上的抉择而操心。一直到1961年,戴高乐还提议建立一个由美、英、法组成的全球性理事会;美国否定了这个建议,声称不能选择一个欧洲国家能代表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发言,因而,建立一个“较广泛的论坛”的希望就这样被废弃掉了。基辛格注意到,只是在1961年以后,法国领导人才不再强调这个办法,而开始谈论一个可以受到美国和苏联重视的统一的欧洲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