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该书的开头称赞了那些“以希腊一土耳其援助计划和马歇尔计划为开端的富有远见和大胆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使欧洲从六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从此以后，每届政府都在欧洲复兴、大西洋合作和联合防御上做过很多工作。可是近年来，加强合作的前途由于日益增多的尖锐的争吵而受到损害，在主要的问题上也不再有基本统一的意见。虽然某些分歧是不可免的，但目前的不和看来是根本的；欧洲人都在对美国的概念之是否正确提出了令人难堪的疑问。曾经帮助重建欧洲的美国人，现在却不得不去同一个有反抗情绪的欧洲大陆打交道。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的卓越地位受到挑战，是很难使他们高兴的。他们已经习惯于以往的那种关系，有些人觉得很难适应现在这种情况。欧洲的经济恢复和欧洲的一体化、殖民制度的瓦解以及古巴的导弹危机都助长了欧洲日益增强的反抗情绪和独立性。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已经减少，美国要维持它对欧洲盟国的影响就愈加困难了。困难不是由个别人引起的；虽然这些人往往被有心人所利用。两方面耗费的口舌未免过多；但趋向是重视形式多于实质性的东西。
据基辛格看来，核时代的一大怪事是，核威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也从来不曾有比它更无用处。看来战争已经成为难以设想的事，这就要求代之以外交手腕。基辛格说，外交的任务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困难的了。违背规定既然不致受到责罚，促使达成协议的动力也就微乎其微了。由于现代武器的性质，使得问题变得甚至更为尖锐。因为这些武器的主要目的在于威慑，如果威慑能奏效的话，可以使那些准备侵略别人的人相信战争是没有好处的，然而没有办法证明威慑能够奏效。另外，也没有办法发出警告。正如基辛格所写的：
怎样利用固体燃料导弹去威胁人家呢？加强戒备来是历史上惯用的向对方提出警告的一种手段；由于这些导弹总是处于临战状态的，那么人们又怎样来表示自己已经加强了戒备呢？”
基辛格说，盟国的关系由于核时代种种问题的无比复杂而受到损害。他写道：“即使最有责任心的盟国领导人也未必能对某一问题像美国的专家不惜花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那样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研究。我们的盟国中很少具备技术上的可能性去发展它们自有的一套专门技术。”尽管欧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所发展，然而在军事上仍然是落后的。拥有实力和垄断专门技术的美国是不可避免地遭人怨恨的，而且由于美国人把所有心理上和政治上的问题都当作纯技术性问题来解决，他们就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美国又偏偏把大西洋世界看作一个单位，忽视了它是若干个不同主权国家结成的一个共同体，而这些国家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看法是不统一的，这当然使问题弄得更糟。另外，由于拒绝容忍许多观点同时并存的可能，美国招来的只能是敌意。
比如，法国就是同任何其他国家不一样。基辛格解释道，要了解法国，必须首先理解它在二十世纪的悲惨经历。它老是忘不了可怕的经历——担心再一次被迫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基辛格看来，这种心情是比任何个别法国领导人的个人情绪更为深刻的。德国也是这样。基辛格解释道，德国存在一种“有所依托并从一片混乱中探求可预知的前途的要求”。由于美国经常改变自己的政策，给这些社会带来了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美国方面的单独行动，使那些不需要或者不愿意人家指出它们无能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基辛格认为，法国夸大了它同美国的分歧。其他国家则隐瞒了它们的分歧，但是分歧是存在的。只有大西洋共同体中所有国家的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国际体系所需要的那种稳定性。
欧洲人对于超国家的机构的必要性和实用性，是有分歧的。较小的国家同德国和意大利一起，似乎比较容易接受超国家的机构这一观念；法国和英国，出于它们长期独立的传统，则不大感到兴趣。基辛格认识到欧洲的经济恢复减少了欧洲对美国政治经验的关心，他也懂得帝国的告终降低了它扮演世界角色的兴趣。在纯粹的欧洲范围内，民族国家近乎是一种更为合适的体制形式。同时，经济上的统一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统一的观念，事实上尚未为经验所证实。
基辛格对没有经过检验的美国的假设，即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在大多数基本问题上一般会同美国的意见一致的假设，提出了疑问。历史上没有这种意见一致的先例。基辛格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