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理解欧洲人的顾虑，虽然他并没有意思说那些顾虑都是合理的或者正当的。他谈到法国人“用一种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去坚持他们自己的论点，有时就险些把正确论点变成东施效颦”。可是，他还懂得欧洲人应该“有权参与决定他们的命运，如果苏联人并不采用美国所喜欢的那种战略的话”。基辛格指出，几乎能肯定，欧洲人看待苏联对他们的进攻是不同于他们的美洲盟国的看法的。因此，比如，在一个欧洲盟国的领土上打起仗来的话，虽然苏联入侵一百哩也足够形成为这个国家的奇灾大祸。具有这种顾虑的国家对于威慑要比防御看得更重要，这是毫不足怪的；它们更关心的是向这个侵略者夸大它所冒的风险，而不在于怎样减轻防御者的损失。
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在试图说服欧洲人相信古巴危机证明了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的重要性时，使用了并不有力的论证。欧洲人通过导弹危机，从中接受了两个教训：“在没有同他们商量的情况下使他们面临了一次核战争；在没有古巴参与的情况下，两个核大国就把问题解决了——古巴是最有关系的国家，而它只拥有常规武器。”有些关心自己的讨价还价地位的欧洲人相信，为了达到讨价还价的目的，一支较小的核力量可能比一支在规模和能力上都有新增加的常规力量更有用。同时许多人不愿把它们的安全永远交给一个美国总统。他们对某一个特定人物可能愿意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在无限的未来放弃他们自身保护能力。
基辛格写道：“欧洲人生活在一个到处是废墟的大陆上，这些废墟证明人类并无先见之明；他们深切地感到历史要比武器系统的分析更复杂。他们对于正式的保证在解释上可能发生的微妙差异已经有足够的经验了。”基辛格渴切地需要向他的美国朋友解释欧洲的立场，这就需要很坦率的来谈。他说：“对于欧洲人似乎怀疑我们的核保证是否可靠，我们经常报之以极端无礼的态度，这已使我们无视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实际上已在指斥我们的盟国是如此地不负责任，以致不能把保护他们的最后手段交付给他们。两种不信任的不相匀称——用一个新的战略分析上喜用的字眼——是突出的。因为如果欧洲人错了，主要的消极后果就是某种程度的力量重复；如果他们是对的，我们的政策会决定他们的命运。”基辛格认为美国人过于否定欧洲国家独立核能力。即使是英国的几百架运载工具和法国的几十架运载工具，也可能对苏联的计算产生某些影响。美国人不管怎样掩饰，他们真正怕的，不是那些武器没有用处，而是那些武器可能把美国拖进一场它所不愿参加的战争。基辛格认为没有理由相信法国或者英国会比美国更轻率；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会更小心些。基辛格写道，同样，它们关心于发展自己的核计划并不说明对联盟没有兴趣；正如他所解释的：“保火险不表示喜欢火。相反的，它可以不使遥远未来的意外事故变成挥之不去的心事，因而可以腾出力量从事于更有建设性的事业。”
基辛格希望大多数欧洲人早晚能看到美国核武库的优势。试图压服法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几乎可以肯定是会失败的，它只能为美国对一个盟国缺多信任已达到何等程度做广告。美国最好能认识到不是每个忠实的盟国必然都是易于相处或是意气相投的。他把戴高乐在古巴危机时的态度同意大利的范范尼的态度进行对比；含意很清楚；戴高乐虽然很不好相处，但事实证明他却是更可靠的同盟者。基辛格承认法国的战略理论是不成熟的；他们早晚会取得经验的。可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是美国是否准备允许欧洲在核问题上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欧洲的目的就能够同美国的目的相联系。基辛格说，美国人太喜爱霸权了，戴高乐的责难不是无根据的。“多边主义”和“互相依赖”等名词总是把维持美国控制的企图掩盖了起来。欧洲人的反应可能过头了些，但是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危机可以通过美国的克制得到解决。
政府的核政策中的关键因素，就是由混合工作人员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多边力量的思想。基辛格回顾了主张组织多边力量所出示的论据，他认为理由都不充分。有人说多边力量会防止原子武器落入德国手中。基辛格对此提出异议；他写道：“现在所设想的多边核力量可能会由于使每个成员国感到沮丧而告终。假如西德专心致志地想获得战略武器，多边力量也似乎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结果可能成为使德国加入核事业中去的最方便的道路。”他还认为费用负担过于沉重。他怀疑是不是许多欧洲国家都愿意对这种力量作出贡献而同时还建立自己的常规力量。在他看来，这两种政策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