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苏联讨论柏林问题时，法国由于拒绝参加而缺席，联邦共和国则因众所周知的忧虑不安也同样缺席，这使美国处于无法进行谈判的地位。在基辛格看来，苏联人把美国的提议看作“钓鱼的勾当”，他们自己也搞了一些这样的玩意儿。美国的谈判者不是为德国的未来和中欧的安全操心，反而让大家把他们拖进一场研究柏林地位的讨论中去了。基辛格认为，苏联的策略是高明的，他们把问题弄成好像世界之所以不能永久和平是因为他们提出的某几个具体争端还没有解决。基辛格写道：“这就为谈判定了一种模式，在这中间，苏联人将以撤销他们已经发动的威胁来换取西方国家的让步。”
华盛顿和波恩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恶化了。正因为只是双边谈判，使人们担心美苏会牺牲西欧而达成协议。因此美国的外交就鼓励法德之间取得谅解。法国总是希望做到这一点的，美国的政策只是使它更便于做到这一点。基辛格说，由于谈判集中于通行权以及有关柏林的形式问题，联盟内部意见分歧的可能性达到了最高程度，必须尽一切力量迫使苏联人提出全面解决中欧问题的具体方案，而不在于敦促苏联人对柏林的某种特殊形式表示同意。可是，这要靠西方本身知道它究竟需要的是什么。而这样的协议却是不存在的。
基辛格认为，不让“德国潜在的虚无主义再一次威胁西方”的最大希望“在于使联邦共和国关心某种比它本身更大的东西”。西方国家在认识到一个分裂的国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困境时，必须全力使联邦共和国成为更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至于联邦共和国则最好是停止谈论理论问题（包括民族自决等），而着手解决一些具体事务，如它和波兰的边界问题。德国面向大西洋的方针必须加以保护。假如能劝使阿登纳更变通灵活，那将是一个胜利。基辛格写道，应该看到有阿登纳这样一个可靠而坚定的倾向西方的拥护者，好处是很多的，西方决不应逼人过甚。
基辛格又转而谈及戴高乐“横蛮凶暴的念头不能很好地指导政策的制订。”对法国总统焦急发怒，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基辛格承认戴高乐是不能轻易压服或说服的，他提出，美国的策略是否没有帮助戴高乐，特别是以他自己的那套官僚机构来加强他的力量。他确信美国尽管是无意识地，却帮助戴高乐提高了他在欧洲的地位。基辛格写道，现在显然已到了停止扭住戴高乐的难于相处的个性不放，而开始想一想他的性格的力量和远见的水平的时候了。同法国的争论集中在防御问题上。麦克纳马拉的很大弱点就是他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感觉迟钝，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中的发言，虽然总是很出色的，但只是加强了欧洲的反抗心理。基辛格写道：“这是因为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一般总是显示军事力量，而这并不是主要问题，至于成为忧虑不安之真正核心的政治上或心理上的种种考虑，则反而予以忽视或置之不理。”
基辛格难以理解当欧洲人表示怀疑美国的忠诚时，为什么美国的官员们会那么着恼。他自己也发现美国的立场模棱两可，他认为，这是“为这样一种事实弄模糊了的，也就是说，那些对促成这种立场最有责任的人都属于单一的思想体系，他们通过多年来的共事，已经达到了把某些假设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地步，而这些假设的东西事实上并不像他们所指望的那样明确的”。政府对于从二十二个师增加到三十个师，在增强实力方面所产生的效果，要求过高了，它在处理核问题上是不妥当的，它对法国的态度是任性的。法国以同样不妥协的态度相答复：法国国土上不得有美国的核武器，不参加柏林谈判，阻止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基辛格并不为法国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但他提出，如果美国人有更好的技术性论据的话，法国人是更接近于欧洲的某些心理上的实际情况的。基辛格写道：“要同英国在核问题上保持特殊关系，而不使法国恼火，这实在不是我们有可能做到的。”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多边武装力量的提议从来就没有什么说服力；美国继续关注阻止欧洲各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对基辛格来说，似乎是过多地集中在题外的争论上。美国不愿去了解欧洲人需要各国自己的核力量的原因：他解释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对美国的计划起一些小小的影响。基辛格认为欧洲核力量的增长只能产生两个后果中的一个，随便是哪一个，他都不感到特别担心。如果欧洲强大到足以保护自己，美国是有理由感到高兴的。更可能的结果是欧洲从艰难的经验中学到，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确实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对法国的越轨行动尤其是当法国要发展核能力美国也没有多大办法阻止的时候，为什么要那么激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