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只手伸进了外衣口袋里，佯装里面有枪的样子，同时大声问：“你想做什么？”
小野低着头，看着他面前的餐具，小声嘟囔着：“他说，您不去看他的画，就是侮辱他的祖宗。”
我猛地站起来，一只手仍插在口袋里，狠狠地瞪着那个年轻人。“你到底想怎样？”
接着我对雪尼说：“我们走。小野，你去叫辆车。”
外面有辆汽车正等着我们，我们开车离开，直到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首相的儿子犬养健先生邀请我们一起去看相扑比赛。更神秘的事情发生了。比赛正在进行，忽然，一名随从走过来，拍了拍犬养健先生的肩膀，趴着他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话。犬养健先生对我说抱歉，要先离开一会儿处理一件急事，很快就会回来。直到相扑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才面色惨白地回来，看样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我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了摇头，突然双手掩面，说：“刚才有人暗杀了我父亲。”
我们赶紧把犬养健带到我们居住的旅馆房间，给他喝了一杯白兰地，他才算平静下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经过是他母亲告诉他的。当时，首相正和妻子、女儿在屋子里，六个海军军官杀掉了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们将首相团团围住，并用手枪对着他。首相努力和他们辩论了二十多分钟，但没能打动他们。他们沉默不语，并准备开枪。首相请求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在妻女面前杀他，这几个人答应了。于是，首相平静地带着他们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过了好久，妻子女儿听到枪声，首相被打死了。首相临死前一定是在试图说服他们，但是终究没能躲过这个噩运。
首相的儿子说，要不是当时他和我们在一起看比赛，他肯定也会跟父亲一起被杀。我们开车送他回家，看到了两小时前首相遇刺的那间屋子，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干。有许多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但出于礼貌，他们都没有拍照。这些人希望我能讲几句话，我无法推辞，只得说，这是一个悲剧，无论是对首相家属和全国来说，都是惨痛的悲剧。
因为首相被杀，原来安排的首相接待我的仪式只好取消。
雪尼认为，这次暗杀也许与我们有些关联。他说：“打死首相的刺客是六个人，而那天晚上到我们吃饭的酒馆里挑事的也是六个人，这绝对不是巧合。”
直到休·拜厄斯写的那部内容丰富有趣的《暗杀政府》发表以后，跟我有关的这个秘密才真相大白。原来，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很猖狂的集团“黑龙会”，那次要我向皇宫鞠躬的事情就是他们指使的。下面是休·拜厄斯书中的一段文字，讲述了杀害首相的刺客的情况：
古贺清志是个海军中尉，这次暗杀活动就是他策划的。据他在军事法庭上供述，阴谋分子曾经预谋轰炸众议院，企图达到军事管制的目的。他们计划，先由那些容易领到旁听证的文官混到楼上，往下扔炸弹；而武官则在门口埋伏，将那些逃出来的议员开枪打死。
还有一项更为惊人的计划，如果不是在法庭上被记录下来，简直难以置信，那就是要暗杀当时访问日本的查理·卓别林。首相曾邀请卓别林出席茶会，青年军官们认为可以乘机冲进去，将卓别林杀掉。
法官：“为什么要暗杀卓别林，杀掉他有什么好处呢？”
古贺：“我们相信，杀死卓别林可以挑起日美战争，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因为他既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
法官：“这么精心策划的阴谋，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呢？”
古贺：“因为后来有报道说，还无法确定举行茶会的事。”
法官：“你们为什么要袭击首相官邸？”
古贺：“将兼任政党总裁的首相推翻，也就是说，粉碎政府的核心。”
法官：“你很明确地打算杀死首相吗？”
古贺：“是的。不过我跟他之间并不存在私人恩怨。”
他们还供述说，之所以放弃暗杀卓别林的计划，是因为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将这个喜剧演员杀掉，不一定能挑起日美战争。
我不难想象事件的经过，当暗杀分子正打算执行他们的计划时，却发现我原来并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
日本给我留下的也不全是神秘和不开心的记忆。应该说，我在日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快乐的。我看了歌舞伎，了解到它并不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剧种，而是古典与现代戏剧的混合。事实上，在歌舞伎中，剧情只不过是演员用来表现技巧的素材，而演员的演技才是最重要的。我发现，歌舞伎演员在演戏时，每当不能有效地运用写实手法时，他们就会干脆忽略那些手法。如果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歌舞伎的表演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日本人要演出一场比剑时，对写实主义根本就不予理会。两名剑客站在舞台上，中间距离很远，他们凌空做出或劈或刺的姿势，这个在砍那个的头，那个在刺这个的腿。两人在各自的地盘上跳跃，转圈儿，姿势简直就像跳芭蕾。这样的战斗无疑是印象派风格的，斗剑的结果通过各自的姿势来表现。假如其中某人死掉了，那么演员们又会抛弃印象主义的风格，而表现得很写实。西方的戏剧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表演比剑，会遵循写实风格，所有动作都力求真实，虽然难免有一些漏洞，但总的说来，每个动作都很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