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喜欢月光，樱花在他们眼里像是神灵一般圣洁，品茶时，他们总是那样沉静。日本人善于关注生活中某些简单的瞬间，这代表了他们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攻势之下，还能维持多久呢？这个问题很难有统一的看法。在我看来，宁静的日本文化，注定要在西方工业的烟雾中消散。
我的假期结束了。我见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也有许多令人懊丧的场面让我久久难忘。我看到许多霉烂的食物，堆得像山一样的货物，四周徘徊着一群群饥饿的民众，成千上万的人丢掉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
在一次宴会上，我谈到自动化会减少就业的机会，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劳工可以去跟自动机械竞争嘛。另一个人说，经济萧条的确非常残酷，除非我们发现大量黄金，否则目前的危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第二十四章 宝莲·高黛
离家已八个月后，在一个午后时分，我终于回到了比弗利山家里。站在屋子的中间，看着几缕金色的阳光洒进屋子，一道长长的日影铺在窗外的草坪上，显得那么安静。可我却思想混乱，茫无目标，只感到心神不安，寂寞难耐。我不知道这次回归，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有种想哭的冲动。
本以为去趟欧洲会遇到一个人，她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方向。可是，在我所遇到的女性中，几乎没有这样类型的。而那些符合要求的，却彼此没有好感。现在，加州对我来说就像是个墓地，没有一点儿生气。
我离开这么久，似乎已与世隔绝。我想打电话随便找一个朋友，约他们来吃晚饭，但一时间竟然发现，一个合适的人选都没有。我的经理里夫斯得知我回来了，就来看我，告诉我公司里一切都好。除了他，没有任何人来看望我。
我那幢房子太大了，我不喜欢自己在里面吃饭，于是，那晚我吩咐不必开饭，之后自己驱车去好莱坞，沿着好莱坞大街走下去。恍惚中，我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好莱坞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新兴市镇的格局：一排排的平房店铺排到很远处，陈旧的军需品商店，廉价药房，伍尔沃思和克雷斯吉连锁店，一切都带着萧条的气息，都俗不可耐。
我一边沿街行驶，一边想着：在好莱坞，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留恋了，我是不是应该从此退休，将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到中国去隐居起来？无声电影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我也不想跟有声电影唱对台戏。
对我来说，电影制片厂就像是一潭冰冷的水，但是我不得不跳下去，因为有那么多沉闷无聊的事务需要我处理。不过，令人振奋的事情还是有的，《城市之光》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已经为我们净赚了三百万美元，现在每月也有十几万美元的进账。里夫斯希望我去好莱坞的银行见一见新上任的负责人，拉拉关系。可我已经七年没跟银行打交道了，最终我选择不去。
德皇的孙子路易·费迪南德亲王到电影制片厂来看我，并和我一起回家享受晚餐。我们很谈得来。亲王是个机智而又风趣的人，我们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国革命，最后，他用一句话做了总括：“俄国革命是一出悲剧，我国革命是一个笑话。”
我回到美国后，看到了不少很神奇的事。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了总统，但美国并未如前任总统所预言的那样，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新总统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被忘了的人》，使美国政治重新振作。他一上任，就开始用行动履行他的诺言。为了防止银行倒闭，他命令所有的银行放十天假。那段时间，全体美国人都在努力奋起。商店的经营继续采用信贷的方式，连电影院卖票都采用赊销的办法。在这紧张的十天里，罗斯福带着智囊团一刻不停，制订了新政纲领。同样的十天里，美国人民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这一切也在影响着好莱坞的生活。优美宁静的无声电影已经退居二线，有声电影已经奠定了基础。事实上，除了包括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余无声电影的影星已经消失。电影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工业生产。大得像间屋子似的摄影机，像神像般在摄影场上推来推去，一路上隆隆作响。电影制片厂的革命，主要是由配音的技术人员主导的，他们组装起了复杂的设备，收音机上缠绕着数不清的电线。一些人带着耳机，穿着奇装异服，像来自火星的勇士一样坐在那里，钓鱼竿似的传声器在他们头顶上晃来晃去，演员则在他们面前表演。一个人的四周布置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看着让人很不舒服。我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厌恶。后来这些仪器都做了改进，复杂的设备也便于携带了，摄影机被改成更易于移动的，只要拿出较少的费用就可以租用那些设备。但是，我仍旧提不起重新工作的兴致。我的脑子里依然在盘算着，我是否应该将拍电影的事忘个一干二净。我不能在好莱坞沉迷下去，也许我应当收起摊子去中国侨居，我可以在香港生活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