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上映之前，报上刊登了影片的故事摘要，有几位专栏作家据此发表评论，说他们获悉该影片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另一些影评家的说法似乎公正一些，他们说，该片既不拥护也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打个比喻，那就是骑墙派。
影片在纽约和洛杉矶首映后，我只想着尽快远离这两座城市，越远越好。我不愿意被有关影片的报道所折磨，每次报道都让人心里七上八下：一会儿说第一个星期里观众人数打破了记录；一会儿又说第二个星期里人数略有下降。由于这样的逃避心里，我决定带上宝莲和她的母亲，一起去檀香山度假。临行前，我让公司随时与我保持联系。
我们上船是在洛杉矶，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天气里抵达旧金山。不过，天气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上岸买了些东西，又回到船上。在经过仓库时，我看见一批货物上的戳印是“中国”。
“咱们到那儿去！”我斩钉截铁地说。
宝莲问：“到哪儿呀？
“中国。”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咱们现在就去，否则以后就没机会去啦。”我说。
“可是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
“可以在檀香山买呀。”我说。
也许，没有任何其他方式比航海更有利于恢复你的健康，船上的日子会让你暂时抛开所有的烦恼。不过，航行总会结束的。船一抵达檀香山，我就看见了《摩登时代》的大幅广告，码头上站满了新闻记者，看上去跃跃欲试，好像要把我生吞活剥。这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
在檀香山只是短暂逗留，随即赶往日本东京。当时，日本刚刚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几百人伤亡，鉴于此，我想这次去东京应该尽量低调，不要让人知道。船长很照顾我，帮我登记了一个假名字。所以，船到达东京时，没有人知道我来了。直到日本海关看了我的护照，才大惊小怪起来：“您来之前，怎么不通知我们呢？”我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里，有一位政府派来的官员，始终在我们身边转悠。
从旧金山到香港的整个途中，我们几乎不和其他旅客交谈。不过，当船停靠香港，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了。我和宝莲在旅途中结了婚。离开好莱坞五个月后，我们在新加坡搭了一条日本船回美国。当我们回到比弗利山家里的时候，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从电影制片厂传来：《摩登时代》已经风靡全国。
但是，我仍然被“是否应当再拍一部无声电影“的问题困扰着。整个好莱坞已经没有人拍无声电影了，我算是硕果仅存的一个。迄今为止，我是幸运的，但如果继续拍下去就不好说了，应该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可是，如果我真的去拍有声电影，也不大可能达到无声电影的水平。
宝莲由于在《摩登时代》中一炮走红，已被派拉蒙影片公司聘请去拍了几部电影。由于我总惦记着事业，导致情绪一直焦虑不安，所以也冷落了宝莲。我们结婚一年了，彼此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当时既不能安心工作，也没有寻欢作乐的心情。在如此愁闷的状况下，我跟一个名叫蒂姆·杜兰特的朋友一起去了佩布尔海滩。我觉得，在那里我能工作得很愉快。
佩布尔海滩位于旧金山以南，相距一百多英里。那里有成群的麋鹿游荡在树林里，还有一些宽敞漂亮的大房子可供出售出租。总的看来，那是个蛮荒的地方。朽腐的树干横七竖八地倒在空地上，木虱和毒藤随处可见，还有丛生的夹竹桃，有毒的龙葵……这里景色苍凉，甚至有种阴森的感觉，似乎很适合女妖出没。一般人管它叫“十七里车道”，我管那地方叫“浪迹天涯者的家”。
我们租住的房子可以看到半英里以外的大海。房子里面很潮湿，很少有阳光照射进来，一生火就搞得满屋子里都是烟。蒂姆和佩布尔海滩上许多上流社会人物都认识，经常出去应酬，我从不跟他出去，只想安心工作。好多日子以来，我一直单独在图书室里看书查资料，累了就到花园里散散步，努力思索新的电影题材。可是，我越使劲想越想不出，最后我决定不再自寻烦恼了，也和蒂姆一起去见见我们那些邻舍。
诗人鲁滨逊·杰弗斯就在佩布尔海滩附近居住。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当时我和蒂姆都在。他是个话语很少的人，我仍像往常那样高谈阔论，说了许多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不满的话，主要是想活跃一下气氛。但是，无论我说什么，鲁滨逊始终不说一句话。晚会结束后，我非常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一个人说那么多话，心想鲁滨逊一定对我很反感。可是我想错了，他在一星期后请我和蒂姆去吃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