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我感到彻底轻松了。我一边吩咐给我准备早餐，一边开始洗漱。我问他：“放映到哪段时，观众笑得最厉害？”
于是他开始认真地给我描绘起来。接着，他对我说：“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看了之后有益于你的心脏健康的。”
一开始我并不想去，但是他那份热情打动了我，最终我还是去看了半个小时。影院里的笑声让我感到心满意足。这部影片又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我兴奋地绕着纽约市区游荡了四个多小时。
放映我们影片的这家戏院的对面是拉蒙影戏院，共有三千个座位，放映的是一部有声电影，还有莫里斯·萨瓦利埃亲自登台，一个星期里卖了三万八千美元。而我们这家戏院一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连续三个星期放映下来，共卖座二十四万美元，也就是说每周有八万美元的卖座率。十二个星期以来，《城市之光》一直在不断地放映，将所有的费用都扣除，还有四十多万美元净利润。后来，纽约方面的戏院要求停止在这家戏院的播映，说这部影片已经被它们高价预定了，不希望轮到他们播映时，这部影片已经陈旧不堪。
接下来，我要去伦敦筹备放映《城市之光》的工作。我有个朋友叫拉尔夫·巴顿，才三十七岁却结了五次婚，他是《纽约客》的编辑，最近他正忙于为巴尔扎克《逗乐集》的新版本做插图，但他心情一直很糟糕，曾经吞服了大量的药剂想要自杀。在我待在纽约的这段日子里，我常常开导他，并希望他跟我一起去欧洲，换个环境，也可以换个心情。在我的说服下，他随着我一起登上了我头一次回英国乘的那条船——“奥林匹克”号。
第二十二章 回到故乡伦敦
这次伦敦之行让我感到惶恐不安，离开那里十年了，我不知道伦敦人会怎样接待我。如果不是为了给《城市之光》的初映做宣传，我真的不想惊动任何人，悄悄地回去。不过，那里的人并没有让我失望，他们对我的归来都表现得很热情。
和里茨旅馆相比较，卡尔登旅馆更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我选择住在这个旅馆，它让我感受到伦敦对我更加亲切。我住进一套十分华丽的房间。我一直觉得要喜欢奢侈生活，是一件最使人头痛的事情。但是，伦敦这个都市就像是一个游艺会，财富能使你随时过着奇特得充满乐趣的生活。
站在窗边向外面的街道望去，看到好几副招贴贴在街道显眼的地方。其中一幅上面写着：“我们仍然很爱查理。”看着这句话，我忍不住想笑，因为我感觉到了它的话中有话。新闻记者对我非常客气，从来没有刁难过我。
第一次去英国时感到特别激动，第二次去时依然是同样的心情，但是因为我有机会和许多更有趣的人物见面，所以显得第一次还要充满趣味。
菲利普·萨逊爵士在城里有个公馆，在利姆普纳的乡间还有个别墅，他打了好几次电话，请我和拉尔夫去吃饭。我们的午餐是和他在议院一起吃的，在议院休息室里和阿斯托夫人见了面。两天后，阿斯托夫人又请我们去圣詹姆斯广场一号一起吃午饭。
在客厅里，我们见到了萧伯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名流。阿斯托夫人很健谈，而且又机智过人，为我们营造了十分活跃的谈话氛围，但她临时有事走开了，整个气氛马上变得沉闷起来。幸亏和蔼悦人的萧伯纳打破了僵局，使席间再次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也跟经济学家凯恩斯闲谈了起来，说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当时还是私人银行的英格兰银行在信贷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里说，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除了四亿英镑外国证券，所有的黄金储备都已经用光了，政府要向这个银行借五亿英镑，于是银行的主管人员就搬出了所有的证券，查看了一下之后，又把它们藏进金库，然后向政府提供了贷款，据说这个办法被反复使用了好几次。
凯恩斯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
我很有礼貌地问：“可是他们是怎样偿还那些贷款的呢？”
凯恩斯说：“仍然用纸币去偿还嘛。”
阿斯托夫人不但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而且还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在自己的牙齿上套上了一副喜剧演员用的假牙，整个面部表情看起来十分滑稽，她把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在骑艺俱乐部里说话的样子模仿得惟妙惟肖。她为我们举行了好几次轻松快乐的宴会，也让我有机会见到那么多英国社会名流，我打心眼里感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