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算什么，我教你五分钟，你就可以学会怎样砌墙了。”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好几位投靠在他门下的年轻议员，其中有布思比先生，也就是现在的布思比勋爵，还有已经过世的布伦丹·布雷肯，他后来被封为布雷肯勋爵。这两位议员的谈吐都很风趣。我对他们说我要去和当时正在伦敦的甘地会面。
布雷肯说：“这个家伙被我们给惯坏了。除非我们拿定主意，否则印度就会丢失。当局应该不要理会他的什么绝食抗议，把他送进牢房，永远不要放出来才对。”
“甘地象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非是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我忍不住插嘴道，“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
“我看你倒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党党员。”丘吉尔听完我的话，转过身来对我笑着说。丘吉尔的优点在于，他好像从来不去记恨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能宽容和尊重别人的意见。
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整个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的阶段。比弗布鲁克勋爵一天要往查特威尔打来好几个电话，丘吉尔在晚餐时起身好几次去接电话。当天晚上，布雷肯和布思比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丘吉尔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日。
跟丘吉尔一家吃饭的情景非常有趣，他在桌上大谈其政治，已经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家人对此已经习惯了，都怡然自得地听着。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的问题时，总是强调怎样充满艰辛，”丘吉尔一边说，一边偷偷地瞟了一眼家里人，又对我看了看，“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上税了。英国人现在喝茶只能喝茶叶末子，拌起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仔细观察这几句话给大伙带来怎样的反应。
我问道：“如果再征收一笔茶叶方面的税，是否可以平衡预算呢？
“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中带着一些犹豫。
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是我很喜欢的。丘吉尔的卧室和图书室是合二为一的，书籍摆满了四面墙壁。国会议事录占了其中的一面墙，另外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
“我很崇拜拿破仑，”他说，“听说你想拍一部以他为主题的电影。不错的想法嘛，值得去拍。这方面有很多精彩的笑片资料，其中最吸引人的应该是这组镜头：有一次，拿破仑的兄弟热罗姆趁着他正在洗澡，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便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给热罗姆的制服上泼了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
在丘吉尔家里做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我一向很尊敬甘地，对他那精明的政治眼光和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很是钦佩。但是我认为他不应该去伦敦。因为在寒冷阴湿的英国，他很不整齐地缠绕在身的肩巾与四周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他的传奇在这种环境里会失去应有的光彩，而他那样举行宗教仪式，对于自己的形象是有消极作用的。他在伦敦给人留下的印象，也许只会给某些人提供笑料。
在距离东印度码头不远有个贫民区，我和甘地约好在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楼里见面。我到达那里的时候甘地还没到，街道上密密麻麻地站着很多人，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将两层楼都占满了。我一边等他，一边盘算着该跟他谈些什么。
总算等到他来了。当他拢着那不规则的肩巾从汽车里走出来的时候，人群开始欢呼雀跃起来。在贫民窟里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这样一个外国人被欢呼簇拥着，向一幢简陋的房子走去的情景，真是很奇特。他上楼后，在窗边向我招手，我赶过去后，我们一起向下面的人群挥手致意。
我们在沙发上刚一落座，照相机的闪光灯便噼里啪啦地闪了起来，一想到要对一个陌生的问题发表讲话，我就感到紧张。我知道，这一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甘地来说给我听。在我右边有一个少妇，不停地跟我说话，我只是机械地点头，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心里一直在琢磨应该如何打开话题。突然，有个印度女人用命令的口气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打断：“小姐，现在是卓别林先生和甘地谈话的时间，请你先停止讲话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