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结束后，客人们陆续离开，阿斯托勋爵说芒宁斯给他画了肖像，要带我们去看看。当我们到了画室门口时，却遭到了芒宁斯的拒绝，阿斯托勋爵好说歹说，他总算同意让我们进去。我们看到了他给阿斯托勋爵画的肖像，画中的阿斯托勋爵骑在一匹猎马上，一群猎犬围在四周，猎犬的动作画得十分生动，我忍不住称赞：“这些动作是有音乐性的。”没想到这一句话更合了芒宁斯的意，他高兴得拿出了另外几副速写给我看。
两天后，萧伯纳请我们去他家共进午餐。餐后，萧伯纳把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客人都留在起居室里，单独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书房和泰晤士河相临，里面收拾得十分整洁。壁炉架上边摆满了萧伯纳的著作，我没有读过太多萧伯纳写的文章，一下子看到那么多他的书，我忍不住走近它们，傻子一样地发出了惊叹：“天啊，您写了这么多书呀！”接着我就想到，也许他要和我谈他的作品，测试我的智力，才故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机会吧。我又想到，我们不会总这样待下去吧？我真希望其他客人快点儿进来打破这个僵局。可是始终没人进来，屋子里安静得让人感到很不自在，我只好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一边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又过了一会儿，我们总算回到了其他客人那里去。
后来我又跟萧伯纳夫人见了几次面。当谈到一般人对萧伯纳的剧本《苹果车》反应比较冷淡的时候，萧伯纳夫人很恼火。她说：“我不希望萧伯纳再写剧本，一般观众和剧评家根本不配看这些戏！”
接下来，连续三个星期，我们一直忙着赴宴会。一次是参加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的宴会，另一次是参加温斯顿·丘吉尔的宴会，此外就是阿斯托夫人、菲利普·萨逊爵士等一些贵族主持的宴会。
我是在玛丽昂·戴维斯的海滨住宅里和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在舞厅和会客室之间来回穿梭的客人大概有五十位。丘吉尔在赫斯特的陪同下出现在走道里，他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站在那里看着跳舞的客人们，站姿很有拿破仑风范，表情却有些茫然，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这时，有人招呼我过去，给我们做了引见。
我和丘吉尔就站在那里随便交谈了几句。他对人很亲热，但显得有点儿粗鲁。我们的话题从英国工党政府谈起，他对这个话题似乎很感兴趣。
我说：“在英国，如果社会党主政，是否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这是我一直想知道的事。”
“当然不会改变。”他瞥了我一眼，神情中透着嘲笑和挑衅。
“我还以为社会党反对君主制呢。”
“如果这是在英国，你会因为说这句话而掉脑袋。”他大笑着说。
两天后，丘吉尔邀我一起吃晚饭，地点就在他住的旅馆里。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会。我到了那里时，已经有另外两位客人坐在了那里，还有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子，经介绍知道那是温斯顿十六岁的儿子，他很擅长说理和辩论，并且主意坚定，敢于批评一些问题。他们父子在席上随意取笑，谈了一些日常琐事。我从温斯顿的眼神里能感到，他很骄傲有这样一个儿子。后来，我又和他在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见过几次，他就返回英国了。
这次，丘吉尔先生得知我和拉尔夫来到了伦敦，便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的气温很低，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所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的陈设朴素中透着雅致，家庭气氛很浓。真正对丘吉尔有所了解是在第二次来伦敦的时候，他当时是下议院一位后座议员。
丘吉尔先生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了许许多多的角色，他的魄力、热情以及兴趣爱好真的是让人赞叹。他几乎没有错过这个世界上所有充满乐趣的事情。他懂得享受权力，但从不痴迷于权力。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他能够充分地利用闲暇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砌砖、跑马、绘画。他生活得生动出彩，玩得也畅快淋漓，所以我认为他是我们多数人中最懂得生活的人。在他家餐厅里有一个壁炉，壁炉的上面挂着的一幅静物油画吸引了我的眼球。丘吉尔先生对我说：“这幅画是我自己画的。”
我激动地说：“画得实在是太好啦！”。
“这很容易。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就说：‘我也能画。’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画画。”
第二天清晨，他说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了个围墙，要带我去看看。表面看起来砌墙很简单，其实那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当我看到他砌的围墙时，不禁惊讶于他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