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甘地也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我想，此时全印度都等着我说话，我必须要镇静。我开口了：“对印度人的奋发图强我感到很钦佩，也很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可是，我有些想不通，您为什么对机器那么痛恨呢？”
甘地笑着对我点了点头。我接着说下去：“机器是个很好的东西，它可以帮助人民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机器是能为人民造福的。”
他冷静地说：“这个道理我明白。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想摆脱这种依赖，就必须摆脱英国的统治，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抵制一切机器制造的货物。因此，从爱国的角度出发，印度人必须自己纺纱、自己织布。面对英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我们要想获得进展，就必须采取这种方式。当然，我们这么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英国天气冷，这就需要发展工业生产，其经济模式也就更复杂。你们需要餐具制造业，可我们吃东西可以用手指抓。两国之间气候的不同，使两国人的生活习惯和需要也不同。”
他还跟我说，要想实现印度的高度自治，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但暴力的方式不可取，暴力是终将走向灭亡的。
后来，屋子里其他的人都离开了，甘地表示希望我留下来看他们做祷告，于是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他们恭恭敬敬地祷告。他盘腿坐在地板上，另五个人围过来，坐成一圈。在伦敦贫民区的一间小屋里，六个人盘坐在地板上，夕阳西下，使屋子里笼罩着一层朦胧的光线。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景象。我不由自主地想，瞧，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是多么矛盾啊！他的法律眼光那么犀利，对现实政治理解得那样深，可这一切在顶礼颂赞声中仿佛全部消失了。
《城市之光》初映的那一天，天空下着瓢泼大雨，但这并没有影响观众们观看电影的热情，影片很成功。我和萧伯纳并排坐在楼厅上，引起了场内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而这一来更招乐了观众们。
丘吉尔也来参加了初映礼和初映后举行的晚宴。在晚宴上他做了一番演讲，说要为一个人祝酒。他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的这个人出生在河对面(1)，后来受到了全世界的喜爱，他就是查理·卓别林！”
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到有些惶恐，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尤其他开头的那些繁文缛节称呼，更让我感到拘谨。在他的感染下，我也用类似的口气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朋友、故财政大臣——”
还没等我说下去，下面的人就开始低声嘀咕着什么。接着丘吉尔那洪亮的声音传了过来：“故财政大臣，故财政大臣！这样的说法我喜欢，故财政大臣！”
我顿时明白过来，赶紧接着说：“不习惯说‘前财政大臣’，感觉有些别扭。”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邀请我和拉尔夫去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晚上就在契克斯住下来。我们在去的路上遇见了他，他穿着灯笼裤，脖子上系着一条围巾，头上戴着便帽，嘴上叼着烟斗，手拄手杖，正在做保养身体的散步，高贵中带着些许幽默的神情，看起来像是一个乡绅，怎么都无法将他与工党领袖联系到一起。
那天晚上，大家一开始都有点拘谨，晚饭后，一起喝咖啡闲谈时，才变得轻松起来。我对拉姆齐·麦克唐纳说，1921年我来伦敦的时候，到处都是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像流浪汉一样，露宿在泰晤士河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伦敦，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商店里货物充足，孩子们穿着干净整齐的鞋袜，那些老太太和流浪汉都不见了。这一切都是工党政府的功劳。我想知道的是，工党政府能否对这个国家的组织结构进行重大的改变呢？
他眨了眨眼睛，带着幽默的口吻说：“应该可以。但是，英国的政治中有一个矛盾现象：一旦你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无计可施。”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的一天中午，我受邀参加约克公爵及夫人的一次便宴，席上只有公爵、公爵夫人、夫人的双亲，此外还有她的弟弟——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家伙。过了不久，菲利普·萨逊爵士也来了。餐后公爵夫人托我和菲利普爵士把她的兄弟送回伊顿中学。
这个小家伙很安静地紧跟着菲利普爵士和我。到了学校后，两位班长陪同我们在学校附近走了一圈，后来，班长和其他几个学生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卖糖果和普通茶叶的小卖部，说要请我们喝茶。公爵夫人的弟弟，还有近百名学生在外面等着我们。小卖部的楼上有一间很狭窄的屋子，我们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这几个学生很周到，后来他们又问我是否要再来一杯茶时，我的一句随便应答却害苦了他们，因为我们的小主人钱不够了，只好和其他几个学生商量办法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