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理里斯夫的太太很喜欢我母亲。她跟我说，我走之后，母亲几乎没有发过精神病，一直都很健康。另外，她还跟我说了几件关于母亲的趣事：什么买布的时候，母亲要颜色鲜艳的；什么把快要孵出鸵鸟的鸵鸟蛋摔坏了，还把冰激凌扔到下水道工人的脸上……
看来母亲对我的私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我没让她知道。
后来，我和第二个妻子发生了纠纷。有一天下跳棋的时候，她忽然说：“这些烦恼，你为什么不摆脱掉呢？自己去东方一趟，好好放松一下吧。”
我问母亲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你瞧，报纸上一天到晚都在说你的私生活！”她说。
我笑了：“我的私生活，你能知道些什么呢？”
她耸了一下肩膀。
“也许我能给你出点儿主意，如果你不这样害羞的话。”
母亲只是偶尔说出一句这样的话。
对母亲来说，我的成名致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草坪上就我们两人，她说：“那花园收拾得真不错啊！”
“我专门请了两个花匠。”我告诉她。
她想了一下，望了望我。
“那你肯定有很多钱了。”她说。
“妈妈，我这会儿的身价就是五百万美元。”
她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但愿你有好的身体，这些钱都能享受。”她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知道母亲再次生病的时候，已经过了两年，那时我正在拍《马戏团》。过去的两年里，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好。
这次，医生警告我说，她的病很严重。医生说，她的心脏很衰弱，最好不要动手术。我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她刚服了止痛药。
“妈妈，我是查理。”我轻轻地握着她的手，悄悄说道。
她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睁开眼睛，要坐起来，但是她没坐起来，因为太虚弱了。她总是说痛。
我安慰她说：“别担心，您过几天就会好的。”
“也许吧。”她说，口气很弱。她又把我的手捏了捏，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了。
母亲第二天就去世了，当时我正在拍电影。我和我的副导演哈里·克罗克一起赶去医院。哈里没有进去，他在病房外面。
在病房的窗口和床之间，有一张椅子。我进去后，就坐在这把椅子上。看到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母亲，我想起了她这一生的经历，她对生活的勇气，受到的折磨，她悲惨凄凉的岁月……
我哭了。
一小时后，我才离开病房。哈里仍在外面等着，让他等了这么久，我感到很抱歉。当然，他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于是，我们默默回去了。
雪尼没来参加母亲的葬礼。他当时在欧洲，也生病了。我的两个儿子也没来参加母亲的葬礼。他们在他们母亲那儿，我没去叫他们。
我把母亲安葬在好莱坞公墓中，没有火化。当时有人问我是不是要火化，但我觉得火化很恐怖。
母亲就这样走了。但她的善良、她的高贵，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女雕塑家克莱·谢立丹发表的《从五月市到莫斯科》，轰动了全国。我和她认识的时候，她正带着儿子狄克在各地演讲，当时狄克只有六岁。她说要靠雕塑生活，这在美国很难。
“美国男人不愿做模特儿，他们太害羞了。其实，他们尽可以让艺术家为其太太塑像。”
“但我不害羞。”我说。
于是，我后来就在家里摆好姿势，让她帮我塑像。之后，我仔细地看了快要竣工的塑像。
“这个头型简直就像是罪犯的嘛！”我说。
“刚好相反，这是一位天才的头型！”她一本正经地说。
听了她这话，我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我提出了一套理论：天才和罪犯很相似，皆是极端个人主义者。
她跟我说，她觉得社会已经摈弃她了，这种感觉从她发表以俄国为题的演讲之后就有。克莱既不是一个政治狂热者，也不是一个专写政治问题小册子的作家。
“既然你已经写了一本书，报道了俄国的情况。你就到此为止吧，没有必要一定要登上政治舞台。要不然肯定会吃亏的。”我说。
“我的职业就是演讲。一般人都不愿意听真理。但是，我既然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宣传真理。况且，”她情不自禁地补充道：“我喜欢我那宝贝儿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