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克拉里奇旅馆后，每十分钟，安妮·摩根小姐的秘书就要打来一次电话，安妮·摩根小姐是J.P.摩根的女儿，我知道她找我干什么。于是，我们千方百计地敷衍她的秘书，可那位秘书就是不肯罢休，要我跟安妮·摩根小姐见一面，还说不会占用我很多时间。于是，我只好答应三点四十五分在旅馆里跟她见一面。但是三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摩根小姐还没来。我就出发了。
我从休息室路过时，旅馆经理追来，说：“先生，安妮·摩根小姐看您来了。”
其实我很生气，摩根小姐既然要见我，却又迟到。但我还得笑着跟她打招呼说道：“十分抱歉，四点钟我还有约会。”
“是吗？但是，我最多耽搁您五分钟。”她说。
我看了看时间，正是三点五十五分。
“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好吗？”她说。
接下来，她就趁找座位的工夫，说：“我正在为重建战时遭到破坏的法国募捐。在特罗卡德罗，如果能够举行一次游艺会，放映您的《寻子遇仙记》，同时您能出场的话，我们就可以募到一大笔捐款。”
我说：“在游艺会上，《寻子遇仙记》可以放映，但我不会到场。”
“但只要您一露面，就可以募得更多的钱。我相信会给您授勋的。”她坚持说。
忽然，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荒唐的念头。于是，我看着她，说：“您有把握吗？”
她笑了：“我们只能向政府推荐。当然，我一定会尽力的。”
我看了看时间，伸出手，说：“很抱歉，我得走了。我明天要去柏林三天，有什么事您可以通知我。”
一离开旅馆，我就后悔了，自己怎么那么冒失呢？
之后，我就去了柏林。一到柏林，我的一切地位都失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我的影片还没有放过，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在夜总会时，一个美国军官认出了我。
到柏林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张便条，很神秘，说让我去看望看望他。后来才知道是乔治写来的，就是那个还要回去坐十八年牢的人。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去找了他。到了之后，我才知道，他现在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采购员，到柏林来订购机车和钢桥。我去之前，以为他需要我的帮助，就随身带了五百元。当然，我又把钱带回去了。
战败的气氛笼罩在柏林的大街小巷。
我将在特罗卡特罗露面的新闻已经登在报纸上了，于是，安妮·摩根小姐的秘书这时发来电报。我的回复是：我并没有答应要到现场，为了不失信于法国公众，我现在要把真相告诉他们。
后来，我又收到了一份电报，内容是：来此定可受勋，经过一番周折，此事已筹划安排——安妮·摩根。于是，我在柏林只待了三天就回了巴黎。
第二天就要在特罗卡特罗义演。头一天晚上，我和塞茜尔·索蕾尔、安妮·摩根等人坐在包厢里看一部影片。塞茜尔凑进来，悄悄跟我说：“今天晚上，要给你授勋！”
“是吗？那太荣幸了！”我谦虚地说。
那部影片很沉闷，看了很久才结束。后来，在两位公务员的陪同下，我们去了部长的包厢。
我们后面紧跟着几位记者，有一位精明的美国记者多次凑到我耳边，说：“小伙子，你要接受荣誉军团勋章了！”
“小伙子，你受骗了。那勋章是发给学校教师的，不对啊！小伙子，要领那个有红色绶带的！领这个还不够光荣！”他悄悄地跟我说，此时部长正在致颂辞。
事实上，我感到很高兴。奖状上是这样写的：“查理·卓别林：戏剧家、艺人、民众教育学士……”
我还收到了安妮·摩根的一封感谢信。她邀请我第二天在凡尔赛特里亚农别墅共进午餐。有很多人参加这次宴会。当时我忙着应酬，有很多事现在都不记得了。
两天后，菲利普·萨逊爵士同洛克萨维奇勋爵和夫人要设宴邀请劳合·乔治，我也约好了要去参加。但我们迟到了三小时。
菲利普·萨逊爵士和我差不多大，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是在巴黎。当时，我说我很疲劳，他就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去。他的别墅特别豪华，住在里面感觉很温暖。住在他那里的时候，他把我照顾得很周到。
我休息好了之后，就和菲利普爵士去了一家医院，看望了一下那些在战争中受伤的人。看到他们真的很心痛。后来，我们还去参观了威廉·欧潘爵士的画室，以及H.G.威尔斯在华维克伯爵夫人领地上的乡间住宅。当时，威尔斯夫妇和两个儿子住在那里，他们的儿子刚从剑桥大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