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错的学生挨的打从三下到六下不等。挨了三下以上的孩子，那声嘶力竭的哭叫声听起来十分可怕。有时候有孩子会在挨打中晕过去，人们就把这个孩子抬到健身房的垫子上。他至少要在那儿抽搐发抖个十来分钟，才能感觉到疼痛缓解，不过屁股上已经印了三条粉色的伤，足有洗衣女仆的手指那么宽。
如果是用板子打，那就更为严重了。通常三下之后，两位中士就会扶着挨打的孩子去外科医生那儿治疗。
如果有人指控你犯了错，即使你实际上没有，也不要去辩解。这是有些孩子告诉我的，因为一旦辩解后被查出来确实犯了错，那就要受最大的责罚。而笨嘴拙舌的孩子们，常常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第一次见人挨打，就是那个要出逃的胆大包天的孩子。他似乎很矮小，站在那张长桌后面，只露出比桌面高一点的脑袋和肩膀，消瘦的脸庞和大大的眼睛。
校长很严肃的当众宣读了他的罪状，之后问他：“你承认有罪吗？”
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毫无畏惧地直视着前方，拒绝作出回答。于是他就被人拉到架子前面，在脚下垫上一只肥皂箱，用皮条绑住手腕。挨了三板子之后，他照例被送去外科医生那儿了。
运动场上每周四都会吹起喇叭，一听到这声音我们立刻就停止玩耍，傻傻地立在那里，听着欣德拉姆大尉在扩音器里大声念出星期五要受罚的学生的名单。
有一个周四，我居然听见扩音器里传来了自己的名字，这真是让我震惊。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错。但可能是因为即将成为那幕戏的主角吧，我竟有些说不清的激动。第二天，我走进健身房受审。校长说：“有人告你放火烧厕所。”
我这次可是被诬告了，那天我去厕所解手，看见有几个孩子在外面的石头地上烧碎纸玩，但我并没有点火。
紧接着校长问：“你承认有罪吗？”
我极为紧张，却不假思索地说：“我有罪。”这时候我不气愤也不喊冤，只感觉到恐怖的危险向我袭来。我乖乖地被他们领到桌子前，屁股上挨了三藤条。挨打的地方疼的像在灼烧一样，我几乎停止了呼吸，但却没让自己哭出声来。当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胜利的勇士。
雪尼之前并不知道我要受罚，他那时在厨房做杂活。一直到星期五那天才知道。看见我结结实实的挨了三藤条之后，他愤怒地哭了。这是雪尼事后告诉我的。
我总把雪尼称做“我的小家伙”，这是弟弟对自己哥哥的昵称。这样说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被人好好地保护着，所以总有很骄傲的感觉。有时我去看他，他会偷偷摸摸地塞给我一个面包卷，有一大块黄油在里面，我就赶紧掖在衣服里跑出来，跟另外一个孩子分享。我们平时也能吃得饱，但是这么大一块黄油对我们来说还是极为奢侈的。不过好景不常，雪尼很快就离开汉威尔学校，到“埃克斯默思”号上去训练了，所以我们再也享受不到那美味的点心了。
贫民学艺所里的男孩满十一周岁之后，就有自由选择去参加陆军或者海军。选择当海军的孩子就要到“埃克斯默思”号上进行实战学习。当然，学校并不强迫孩子们，不过雪尼的理想就是能在海上成就大业，所以我只能独自在汉威尔待着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种叫金钱癣(1)的病在汉威尔肆虐，所有得病的孩子都被送进了隔离室，关在可以俯瞰运动场的二楼那里。他们经常可怜巴巴地从窗户那里望着我们，我们一抬头就能看见他们剃光头发的脑袋，还被碘酒抹成了棕色。那样子太可怕了，我们一见就忍不住感到反胃。
所以有一天，一个保姆突然停在我背后，把我头顶的头发一撩，马上说：“你有金钱癣啊！”我的眼泪就“哗”的一下涌出来了。
治疗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境，足足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我剃了光头，涂了碘酒，脑袋上还包了一条手绢，活像个采棉花的。我知道窗户外运动场上的孩子是多么厌恶我们，所以绝对不会从窗户里往外看。
母亲在我被隔离的时候曾经来看过我一次。她当时正在想法子重建我们的家，所以已经离开了贫民学艺所。我看见母亲的时候，觉得她像花束一样娇艳动人，再看看自己穿的邋遢衣服和涂了碘酒的光头，觉得太难为情了。
母亲却紧紧搂着我，一边吻我一边和蔼地说：“我会永远爱你的，不管你多么邋遢。”这一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