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但给我们表演自己擅长的歌舞剧，还在我们面前模仿她见过的“正牌剧院”中其他女演员所演的戏。每模仿一部戏，她都要担任好几个角色。
她自始至终都能分出谁才是有真才实学的演员，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凭着自己的天赋，她对每个演员的演技都能很准确的理解。能做到像她那样深入探讨戏剧的，必须是一个真正热爱戏剧的人。
我们住在奥克利街地下室一间屋子里的时候，有一天的黄昏，我因发烧而睡在床上。雪尼去夜校上学了，只有母亲在我身边。她给我读着《新约》，并且表演着书中的故事，告诉我基督是怎样怜悯穷苦的人和孩子们，她生动的神态和语调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不知道是不是生病的缘故，我觉得当时的母亲十分感伤。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她那样清楚明白的告诉我，耶稣是怎样对待世人的。母亲跟我说，耶稣对普通人是那么仁慈和宽容，他对想要砸死那个有罪女人的暴徒们说：“你们中谁是无罪的，就可以先拿起石头砸她。”我被母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巴不得自己立刻就死了，好能见到耶稣。可母亲并不支持我。“耶稣教导我们好好生活，”母亲说，“首先要做好在这世上应该做好的事。”
就是那个下午，在那间灰暗的地下室里，母亲把这世上绝无仅有的仁慈光芒带进了我心里。只有在这种光芒的闪耀之下，文学、戏剧中关于爱情、仁慈和人性的主题才显得那么伟大、丰富和熠熠生辉。
生活在下等社会的我们，在说话中常常注意不到语法的错误，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但母亲永远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她时时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意识：自己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她对我们说的话特别注意，随时随地更正我们的语法错误。
入冬后，雪尼没有御寒的衣物了。母亲只好把自己的一件旧天鹅绒衣服给他改成一件外套。那衣服怎么改都很难看，雪尼忍不住哭着说：“同学们看了会怎么想啊？”母亲则安慰他：“管人家怎么想呢？何况这衣服也挺帅气的呀。”雪尼到今天也没想通自己当时怎么答应穿了那件衣服，可能母亲就是这么能说服人吧。她不但让他穿了那件衣服，还让他穿了一双削了跟的高跟鞋。就为这副行头，雪尼在学校没少打架。我也好不了多少，穿着一双皱巴巴的长筒袜，是母亲用自己的红色紧身衣改的。
在窘迫的生活中，母亲得了偏头痛，不能做活了，而且一躺就是好多天。那段日子，能维持我们生计的只有领来的贫民救济粮、赈济包裹和换粥的粮票。雪尼利用课间那点休息时间卖报纸挣点小钱，聊胜于无。但就在家里的情况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
原来，雪尼去卖报的时候，无意中看见一个钱包放在公共马车顶层的空座上。他急忙装作不小心掉了一张报纸，接着就一手抓起报纸和钱包，一路忐忑地跑回家来了。
母亲把包里的钱都倒出来放在床上，钱包却依然很重。她在夹层发现了另一个小袋子，里面有七个金镑！这让我们高兴得快发疯了。感谢上帝，母亲没因为她的信仰而有负罪感，因为钱包里没找到失主的地址。
我无法知道母亲的病根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她就痊愈了。病刚好，她就带我们去绍森德海滨玩了一天，而且全家都穿得焕然一新。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我就像被催了眠一样，在阳光的照耀下走下山路，走向大海。我们脱了鞋，温热的海水轻轻拍击着脚面和脚踝，踩在脚底的沙粒慢慢陷下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那天的场景真是太美了，粉红色、蓝色的水桶、木铲散落在橘色的沙滩上，还点缀着五彩缤纷的帐篷和阳伞。海面上，一些帆船欢快地遨游在柔柔的水波里，还有一些散发着海草和柏油味的小船懒懒地漂浮着。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深深地印着那美丽的情景。
再回绍森德时已经是1957年了，我已经找不到当年第一次看到大海的那条窄窄山路。只有镇子最边缘处还开着几家旧式的店铺，可能是当年某个渔村遗留的痕迹吧。在这里仿佛能听见那个时代的浅吟低唱，不过，那也可能只是海草和柏油散发出的旧时气味吧。
这笔捡到的钱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花光了，日子又穷苦起来了。忙着另找工作的母亲一无所获，家里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因为给不起分期租金，缝纫机被收走了，父亲那边每周十先令的抚养费也完全没有着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