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广告上还没出现我名字的时候，很多游艺场的演员就兴冲冲的跑来告诉他，我成了美国的电影丑角新星。他还说，在看我的喜剧片之前，先跟影片经纪人打听了一下上映时间。雪尼在告知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之后，那些经纪人就请他看了三部电影。他一个人坐在放映室里，像傻子似的一直笑。
我问他：“你当时怎么想？”
他并没表现出惊奇的样子，而是信心十足地说：“我就知道你肯定会一鸣惊人的。”
麦克·森纳特是洛杉矶体育俱乐部的会员，他送了我一张临时会员证。那是一个很高级的俱乐部，对于市里所有的单身汉和生意人来说，都是一个聚会的好地方。二楼上还有可供女士活动的大餐厅和几间娱乐室，此外又有附设的酒吧。
我在俱乐部顶层租了一间宽敞幽静的房间，放着一架钢琴和一些藏书，五月百货商店（当时市里最大的商店）的老板莫斯·汉伯格就住在我隔壁。我每周付十二元房钱，就能享受到俱乐部里讲究的健身房和游泳池，还有其他的所有设备以及周到的服务。算上经常请朋友喝酒和偶尔请吃饭的钱，我每周花七十五元，过着奢华的生活。
俱乐部里的气氛是很友好的，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没有影响到这种氛围。我们都以为战争最多能持续六个月。而对吉钦纳勋爵关于这一仗要打四年的预言，我们都觉得十分荒谬。也有不少人对宣战的消息十分兴奋，因为这样就能扮演德国人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六个月之内把德国打得一败涂地，胜利是指日可待的。何况当时战争还没有进入白热化，战场离加州又是那么遥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吧，我要跟森纳特谈续签合同的条件了。对自己受观众欢迎的程度，我已经心中有数，但我也知道好景不长，按现在的速度拍下去，我那点把戏不到一年就会耍完的，所以我决意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信心满满地对森纳特说：“我要加到每周一千元！”
森纳特吃了一惊：“现在连我都拿不到这么多呢！”
我回答：“我知道，但如果只是打着你的名号，观众是不会像看到我名字那样排队买电影票的啊。”
“也许是这样吧，但如果失去了这个组织的支撑，你也会玩完的。”他警告我，“看看福特·斯特林的下场吧。”
这倒是事实，福特在脱离奇斯顿之后混得不怎么样。但我还是跟森纳特说：“给我一座公园，一个警察和一个漂亮女孩，我就能拍出一部喜剧片。”而事实上，我几部最红的电影，用的就是这么点场景和人物。
森纳特跟他的合伙人凯塞尔和鲍曼商量后，跟我提出这样的方案：“要不这样，还有四个月你才合同期满。我们把原来的合同取消，从今天开始给你每周五百，一年后加到每周七百元，两年后再加到一千五。这样算来，你平均每周也能拿到一千。”
我回答：“麦克，如果能颠倒一下顺序，给我第一年一千五百元，第二年七百元，第三年五百元，我就没意见。”
“可这也太奇怪了啊！”森纳特说着。
从那以后，续签合同的事就再没人提过。
直到与奇斯顿的合同还有一个月就到期时，也没有其他电影公司想要雇我。我开始紧张了，觉得森纳特之所以这么耐下性子一言不发，一定是看清了我的底细。以前我每拍完一部影片，他都会开玩笑地催我接着拍下一部。但现在，我已经两周没工作了，他也一直不来找我，对我的态度客气而冷淡。
但我并没有因为这些而失去信心。我打算，如果没有其他制片厂来邀请我，那就自己经营一家。我对自己独立工作是有信心的。从我某次伏在制片厂的墙上签一张领料单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信心。
自从加入奇斯顿电影公司之后，雪尼也已经拍出好几部卖座的电影。有一部《潜艇海盗》在世界各地打破了票额纪录，那部影片中，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摄影技巧。我见他如此成功，就约他合办一个电影公司，跟他说：“我们只需要一架摄影机和一个片场就足够了。”但雪尼比较保守，觉得这样太没有保障。他补充道：“况且我生平第一次能领到这么高的薪水，我不想放弃。”于是接下来一年，他还是留在奇斯顿工作。
后来有一天，环球影片公司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跟我联系。他出每英尺胶片一角二分美金的价格收购我所拍的电影，但没有答应我每周一千的周薪，所以最终也没能谈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