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我来付。我把一千五百元存到银行里，要是片子上映不了，那笔钱就算是补偿。”
森纳特想了想，问：“你有故事可以拍吗？”
“当然，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好吧，”他说，“等你拍完玛蓓尔这部电影，我会安排的。”我们握手言和了。后来我去跟玛蓓尔道了歉，三个人一起去吃了晚餐。第二天，玛蓓尔居然主动问我有什么建议，对我态度极佳，这弄得所有人都困惑不已。这部电影就这样圆满地完成了。
我对森纳特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有些摸不着头脑。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已经决定那个星期一结束就解雇我，但就在我和玛蓓尔争执过后的那个早晨，奇斯顿纽约办事处发来电报，说是需要大量卓别林的电影，让他抓紧时间多拍摄一些。
奇斯顿滑稽影片公司每发一部影片，平均要印二十个副本。如果需要印到三十个副本，那电影就已经是相当成功了。而我所拍的第四部影片已经印到四十五个副本，要求加印的订货单还是源源不断。所以，那封电报改变了森纳特对我的态度。
那时的导演技巧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掌握好演员上下场的时候要从哪一边、面对哪个方向就可以了，而这些都是拍摄电影所应注意的基本规则。
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我发现摄影机的位置对观众的心理会产生影响，并且可以辅助说明电影的情节，甚至是电影风格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摄影机离的更近些或是更远些，对电影效果有明显的增强或者削弱作用。动作的精简很重要，一些无谓的动作，比如走路，是缺乏戏剧性的，所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应当让演员走不必要的路。应当利用摄影机的位置来影响电影编排，并且尽量使演员的出场显得好看。摄影机的位置增加了电影中的变化因素。此外，特写镜头并不一定就比远景镜头更有强调作用。特写镜头的采用可以凸显情感问题，而远景在某些情况下有着更好的凸显效果。
以我早期一部名为《溜冰》的喜剧片为例，影片里流浪汉在溜冰场上溜冰，他打着圈一路向人群滑过去，跌倒在他们当中，把一大堆人撞倒在摄影机的前景中，然后自己却溜到溜冰场的后边，夹在一群观众中间坐着，事不关己地看着自己造成的混乱。这时候他成了背景中一个很小的影子，但这个影子却让人觉得比给他一个特写镜头更有趣。
我在导演自己第一部片子时，不像自己预期的那么有把握，心里没底。那部影片叫《遇雨》，算不上一部轰动全国的影片，但很能逗笑，也很卖座。电影拍完后，森纳特进试片房去试看，我很忐忑地等在门外。他出来后问我：“怎么了，你准备好开拍下一部了吗？”打那以后，我就自编自导所有的喜剧片。每拍一部，就能拿到森纳特给我的二十五元额外奖励。
森纳特现在每晚都要请我吃饭，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他在用餐时跟我说一些其他班子的影片内容，于是我就会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建议。我觉得，这些点子对别人来说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他听后总是忍俊不禁，几乎都会采纳。
我有时还会夹在观众中间看自己的电影，发现他们的反应有了变化。每当出现奇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广告时，观众中总会产生一阵兴奋和躁动。我在影片中一出现，还没做动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怀大笑。看出来他们非常喜欢我，这让我非常开心。我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生活着，那就很满足了。这时候加上额外津贴，我每周有二百美元的收入。
自从醉心于工作之后，我很少再去亚历山德里亚酒馆，所以很久没遇见埃尔默·埃尔斯沃斯，那位喜欢讽刺人的朋友了。有一次我在街上偶遇他，他对我说：“嘿，我最近看了你的几部电影，演得太好啦！你的风格很是独特。我可没有乱吹捧你。你太能逗人笑了，怎么不早说啊？”在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十分要好。
我从奇斯顿的人那里学会了很多知识，也教给了他们很多东西。他们那时对舞台技巧、艺术和一些表演手法都知之甚少，是我把这些戏院里的知识介绍给他们。他们对一些自然的手势也不甚了解，做手势的时候从不顾及含蓄性和影片效果，我的强项恰恰在这方面被凸显了。所以，在出演早期一些影片的时候，我很有优势。就像一位地质学家一样，我走进了一片蕴藏着丰富矿藏的地域，开始发现一些奇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事业生涯中最刺激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