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旦事业成功，就会讨人喜欢。我和制片厂里所有的人都很熟。无论是临时演员、场地工作人员、服装管理员还是摄影师，都直呼我的名字“查理”。我并不爱跟所有人都套近乎，但他们这样亲热的称呼让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事业成功的证明。
现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了，这一点应当要归功于森纳特给我的影响。他虽然跟我一样不是文化人，但他坚持自己的好恶，并且促使我形成同样的性格。他第一天在制片厂里对我说的“我们没有剧本，只是按照故事的自然发展去表演，加入随时想到的笑料”，这几句话给了我想象的空间。
因为有了创作元素的加入，我觉得拍电影是一项有意思的工作。我在演戏时总是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工作单一呆板。舞台上的动作一旦经过排练，确定好了，就很难进行改动了。相比之下，拍电影显得更加自由，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冒险。森纳特会说：“你觉得根据这个拍一个喜剧片可以吗？”或是“市区的大马路被水淹了。”这种话常常能衍生出奇斯顿的一部喜剧片。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精神激发了我的创作力，给我增加了极大的乐趣。拍电影不像搞文学研究或是写作，它很自由，也很容易。我们只要想到一件事，就可以围绕它去找笑料，并且随着情节的发展拍成一部电影。
就好像在《他的远古生活》这部片子里，我一出场就找了个笑料。我披着一张熊皮，打扮成远古人那样出场，看看四周之后，从熊皮上拔了一些毛装进烟斗。就这么一个场景，已经能够延伸出一系列关于爱情、打斗、战争和追逐的原始生活故事了。这就是我们在奇斯顿拍电影时采用的方法。
在增加笑料之外，我开始想到给影片增添一些新的元素。这都源于我一部叫做《新看门人》的影片。片中有一个经理开除我的情节。我祈求他行行好，留我在那工作，于是就用恳求的手势告诉他，我家里人多，要养活好几个孩子。当时旁边站着一个叫多萝茜·丹波特的老女演员，她看到我那伤感的表情后，竟然哭了起来。我见到之后不由得吃了一惊，她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要逗观众笑，但我看了就是忍不住要哭啊。”这就证实了我曾经的一个想法：我能逗人笑，同样的，也能引人哭。
那是1914年，刚满二十五岁的我风华正茂。我对自己的工作是那么热爱，这不只是因为事业上的顺利，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份工作让我可以见到所有的电影女明星，而她们都曾经在某个时期对我迷恋过。这些女孩们个个都算得上国色天香，面对她们的时候仿佛身处仙境。
珀姬·碧尔丝是一位极其美丽的姑娘，有着精致的脸庞、白腻的脖子和娇俏的姿态，这一切都让我情不自禁。我刚进奇斯顿时，她因为感冒而没有去厂里。第三周我才见到她。后来我们坠入了爱河，我快乐得不能自已。那段时间是多么浪漫啊，我每天去上班的路上，一心只想要见到她。
每个周日，我都会去她父母的公寓看她。我们约会时，每晚都要山盟海誓一番。可能是因为好事多磨吧，珀姬是爱我的，却几度拒绝了我，后来，失望的我只能放弃她。那时我并不想结婚。我还没有找到跟我心中那个模糊影像相符合的女人。
每个电影制片厂都像一个人家一样。以我们厂为例，每周能拍一部电影。花两三周拍出的电影可以达到一部正片应有的长度。我们的电影都是在露天阳光下拍，所以选中了加州，据说那里一年的九个月都有充足的阳光。
1915年前后，弧光灯就已经问世了，但是奇斯顿从不使用，因为布置那灯太花时间，何况那灯光不稳定，还不如在阳光下拍的清楚。奇斯顿拍每部喜剧片都很少需要一周以上时间。甚至有一次，我一个下午就拍完了一部叫《二十分钟的爱情》的短片，上映时观众们的笑声持续了整场。那部最卖座的短片《面包和炸药》，只用了九天时间拍摄，不过花了一千八百元。由于超过了预算，我那二十五元的额外津贴也被扣除了。森纳特说，只有把它剪成上下两部放映，才能赚回本钱。的确，这样做了之后，第一年就赚了十三万有余。
那段时间我还曾与玛蓓尔和玛丽·德蕾丝勒合作拍过一部正片。和玛丽的合作十分愉快，但我觉得那影片并不出彩。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后来我又回过头去导演自己的电影了。
此时卓别林这个姓已经很出名，所以我把雪尼介绍给森纳特的时候，他很干脆地跟雪尼签了一年的合同，每周薪酬二百美元，比我还要多二十五美元。雪尼和他的妻子从英国赶来的那晚，我们共进了晚餐。席间，我问起我的电影在英国放映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