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连续溜达了好几天，不知何时轮到我拍戏。森纳特偶尔从我身边走过，却很少注意到我。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后悔请我来了，于是一直很紧张。如果他注意到了我，对我一笑，又让我有了些希望。其他人对我都持观望态度，但我觉得也有人怀疑我是否有能力代替福特·斯特林。
星期六那天，森纳特十分亲切地让我去办公室领薪水。我跟他说了我急于工作的心情，想跟他谈谈关于模仿福特·斯特林的事，他却打断了我，说这并不着急。
我就这样闲了九天，在紧张中煎熬着。不过福特经常宽慰我，下班后有时候用他的车载我去市里喝酒，见见他的几个朋友。他有一位叫埃尔默·埃尔斯沃斯的朋友，总是半开玩笑半讽刺地问我：“我知道你要顶福特演出了。但你能逗人笑吗？”他当着福特的面这样取笑我，总让我感到很尴尬。幸好福特给我解了围，他说：“你没看到他在皇后戏院演的酒鬼吗？很能逗人笑。”
埃尔斯沃斯却会说：“嗯，他还没能逗我笑呢。”
终于，我期待的那天来了。玛蓓尔·纳耳芒和福特·斯特林的班子都跟着森纳特去拍外景，制片厂只留下几个人。亨利·莱尔曼先生，仅次于森纳特的奇斯顿总导演，要开拍一部新片，让我去扮演一个记者。莱尔曼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总因为自己导演的几部喜剧片很成功而得意洋洋。他扬言，他的影片不需要个性，只要靠机器的效果和剪接的技巧就能逗人笑。
当时拍的是一部讲述印刷厂里故事的电影，没有剧本。我穿着大礼服，戴着大礼帽，在嘴上贴了两撇翘胡子。在开拍之前，我看到莱尔曼还在想笑料。初来乍到的我很是热心，想帮他想些点子，却因此导致了两人的矛盾。在我跟报馆编辑见面的那场戏里，我加入了所有能想到的笑料，还给其他演员出了主意。短短三天里，我觉得拍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镜头。但让我伤心的是，在制作好的电影里，我所有能逗笑的地方都被剪去了。我不知道个中缘由。直到很多年后，亨利·莱尔曼才说出那是他故意剪的，因为他觉得我知道太多了。
那部电影拍到第二天的时候，森纳特他们回来了。那天三个班子一起拍戏，场地上全是人。我没有化装，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这时森纳特叼着一支雪茄，站在玛蓓尔身边，正打量着一个布置成旅馆休息室的场景。“我们现在需要加点笑料啊，”他转向我，“你来扮个丑角吧。扮什么样都行。”
我对装扮有些拿不定主意。我不喜欢那身记者打扮。去化妆室的途中，我突然灵光一闪，决定穿上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紧紧绷在身上的上衣和一双很大的鞋子，拿根手杖，戴一顶很小的圆顶礼帽。我希望每一件东西在我身上都看起来不合适。起初我不知道应该扮成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后来想到森纳特觉得我太年轻，就贴上了一撮小胡子以增加年龄，不过不会挡住我的表情。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性格，我并不清楚。不过一旦打扮起来，这副样子就让我对他的性格胸有成竹了，而上场之后，这人物更是被活灵活现地演出来了。我在森纳特跟前一面挥着手杖，一面大摇大摆地踱着步子，脑中不断涌现出一个个笑料。
麦克·森纳特的成功秘诀就是他洋溢的热情。他看到好笑的地方从来不会吝啬自己的笑声。他看见我之后咯咯地笑到浑身直哆嗦，这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跟他解释道：“你看，这是个有多重性格的人。他是个流浪汉，也是个绅士；是个诗人，也是个梦想者；他很孤单，渴望着浪漫和冒险。他指望别人把他当做科学家、音乐家，或是一位公爵、一个玩马球的人。实际上他只会捡捡烟头，还会抢孩子的糖果。在他异常恼怒的时候，还会看准了机会对着那些女士们的屁股就是一脚！”
森纳特被我逗得笑不停，接着说：“不错，上场去吧，看看你能玩出些什么花样。”跟拍摄莱尔曼的影片时一样，我不知道电影的具体情节，只知道讲的是玛蓓尔·纳耳芒还有她丈夫以及情人之间的纠纷。
在演喜剧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感觉，而感觉也并不是永远都那么好找的。在那场戏里，我感觉到自己应当是个冒充客人的骗子，一个想找到安身之处的流浪汉。我刚走进休息室，就被一位太太的脚绊倒，赶紧转身向她抬抬帽子致歉，结果一回身又被一个痰盂绊倒，马上又跟痰盂抬抬帽子。于是摄影机后面的人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