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我，已经无法经受百老汇大街那些繁华喧嚣的刺激，不想马上回到旅馆那奢华的房间里去。我专挑商业区里那些黑暗的街道走着，试图让自己内心平静下来。心情终于平复之后，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已经精疲力竭，于是打算回去睡觉了。
刚走到旅馆门口，迎面忽然走来海蒂的哥哥阿瑟·凯利，他以前是海蒂那个歌舞团里的管事。因为海蒂的缘故我们交上了朋友，上次见到他已经是几年以前了。他跟我寒暄了几句，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身边的两个朋友，然后邀我们一起到他在麦迪逊大街的公寓里喝点咖啡。
阿瑟知道了我住在阿斯特旅馆，很想打听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只是告诉他我来纽约度几天的假。闲谈中他一直避免提到我们过去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是他姐夫弗兰克·J.古尔德的助手，一个有钱的富商了，和当年在坎伯韦尔的情景大不一样。在他喋喋不休地谈着社会新闻的时候，我觉得烦闷无比。他在提到某个朋友时说：“他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家世很好的。”我哑然失笑，阿瑟现在关心的都是门第出身，看来，我们俩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
我第二天早上就决定回费城了。在纽约度过的这一天，让我的生活有了变化，但也让我徒增寂寞的愁绪。我开始需要朋友，心想在周一早上演出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同事们了。虽然我还是对工作感到烦闷，但那一天的优雅生活已经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回到费城戏馆，我碰巧看见里夫斯先生收到一份电报，上面说：“你戏班内有无姓卓福尔或姓与此相似的人？若有，请使之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二十四号，凯塞尔与鲍曼事务所联系。”他觉得这说的有可能是我。因为我们戏班并没有卓福尔这个姓。
于是我的情绪激动了，据我所知，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中段的隆加克大厦里都是律师事务所。我记得自己在美国有一位很富有的伯母，于是幻想着是不是她去世了，给我留了一大笔财产。我给那个事务所回电说，戏班里有一位卓别林，不知是不是他们所说的人，然后焦急的等待着回复。他们当天就给我回了电：“能否请卓别林速来事务所？”
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搭上去纽约的早班车。从费城到那里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幅场景：自己坐在律所里，听着别人向我宣读遗嘱。
但到那之后，我这希望就破灭了，因为凯塞尔与鲍曼只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而不是律师事务所。不过这件事的经过却十分刺激。
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查尔斯·凯塞尔，是奇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一个股东，他告诉我，麦克·森纳特先生曾在第四十二街的美国音乐厅里，看到过一个演员在戏里扮演酒鬼，如果那是我的话，他想要邀请我去代替福特·斯特林先生去演电影。
我以前就经常想到要拍电影，还试图跟戏班老板里夫斯合伙，把卡诺剧团的所有的独幕剧上演权都买下，改拍成电影。但对于拍电影来说，我们都是外行，所以里夫斯一直很保守，不敢贸然行事。
凯塞尔先生问我有没有看过奇斯顿的滑稽影片。我看过好几部，但并不很热心，只是对它们的宣传价值有所了解。这时我想着演上一年电影后，再回去演轻歌舞剧，就能成国际有名的演员了，何况还能体验新生活和环境。凯塞尔说要跟我签三部电影的合同，每周有一百五十美元的报酬。这可是我在卡诺戏班里薪酬的两倍，但我还是吞吞吐吐地说，我一周至少要拿二百美元。凯塞尔先生说，他要跟还在加州的森纳特先生商量一下，然后告诉我他们的决定。
等候回音的时候我一直忐忑不安，担心自己要价过高。最后公司答应跟我签一年的合同，从我们在沙利文和康斯汀轮回戏院演出结束后开始，前三个月给我每周一百五十美元，其余时间给我每周一百七十五美元，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拿这么多钱。
这都始于我们在洛杉矶皇后戏院的演出。多谢上帝保佑，那演出当时极受欢迎。我在《俱乐部之夜》这部喜剧里扮演一个酒鬼，老态龙钟，看起来起码五十岁。森纳特先生也去看了演出，结束后还向我祝贺过。在那次短短的见面中，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堪萨斯城时，我要跟戏班分别了，心里有些犹豫。他们即将返回英国，而我则要一个人转赴洛杉矶打拼，对未来很不确定。最后一场演出前，我请戏班里的人喝酒，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分别，不免有些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