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乘的是“奥林匹克”号，住在二等舱内，抵达纽约后再转赴美国西岸。随着轮机声渐弱，我们离目的地也越来越近。这次来美国让我觉得很亲切，因为我已经交了很多外国朋友。
在热爱纽约之余，我还期待去西部，再去见那些以前是萍水之交，现在我认为是好朋友的人，就像蒙大拿州比亚特一间酒吧里的爱尔兰伙计，明尼阿波里斯那个腰缠万贯而热情好客的地产商人，圣保罗那个跟我缠绵了一周的美丽姑娘，盐湖城那个苏格兰矿山的老板麦卡比，塔科马那个为人和善的牙医，还有旧金山的格劳曼一家。
我们去太平洋沿岸之前，一直在一些小戏馆里演出，主要在芝加哥和费城郊区，还有福尔河和德卢斯那些工业城镇里。跟往常一样，我仍然独自在外面寄住。这正好给我提供了学习知识的机会。之前的几个月，我一直想要学习，却难以付诸实践。当时戏班里热心学习的不止我一个。只不过我不像他们为学而学，我对知识的学习不是因为爱好，而是想把它作为挡箭牌，以免自己因为愚昧而受人歧视。我总是利用空闲时间去逛旧书店。
有一次在费城，我无意间看见了一部罗伯特·英格苏尔的《论文演说集》。惊奇地发现他的无神论观点跟我的想法完全契合。接着我还读了爱默生的《谈独立》，粗略地看了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还有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化妆室休息时，我喜欢读一读吐温、坡、霍桑、欧文和黑兹利特的作品。也许在这次巡演期间，我没能像预期的那样阅读很多古典著作，但对演戏行业下层的沉闷却有了充分的体会。
这段时间，巡演低级轻歌舞剧的情形让人沮丧，我们每周演七天，每天演三场甚至四场。这种拼了命的辛苦让我对美国的希望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英国的时候，演轻歌舞剧就好比在天堂里一样快活。每周只演六天，每晚两场。不过在这里总算有一点好处，就是能多挣点钱。
在内地连续五个月的乏味演出已经让我心灰意懒，所以在费城休假一周的时候，我简直太高兴了。我决意从轻歌舞剧那烦闷的演出中解脱出来，尽情享受一周浪漫而闲适的生活，把自己忘记，成为另外一个人。这时候我一下想开了，想要痛痛快快地花一次存下来的钱。我节衣缩食地存了这么多，如果有一天失业了，又得过节衣缩食的日子，何不趁现在潇洒一把呢？
我花七十五美元买了一件很贵的睡衣和一个时髦的旅行箱。店员十分殷勤地问：“需要我们给您送去吗，先生？”仅仅这句话就让我感觉自己很优越。我打算去纽约，一洗前段时间在演出里郁积的烦闷。
我在阿斯特旅馆订了一间当时算十分奢华的房间，打扮得体体面面，穿着一件下摆裁圆了的时髦外套，戴着圆顶帽子，拿着手杖，提着刚买的那个箱子。在豪华的休息室里看见客人们个个举止潇洒自若，我登记房间的时候不禁稍稍有些哆嗦。
房钱是每天四元五角美金。我怯怯地问是否要预付。登记的人十分客气地说：“不用的，先生，不必先预付。”
我十分激动地走过那富丽堂皇的休息室，到自己房间里的时候只觉得要哭。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仔细看着这精细考究的陈设，这是尽可以享受的豪华啊！
我洗好澡梳好头之后，穿上新睡衣，准备充分享受这花了我四元五角美金的奢侈生活。我很想读点报纸，但是又不好意思打电话让人送来，于是把一张椅子搬到房间正中，坐下来看着四周的一切，在这金碧辉煌中突然有了忧郁的思绪。
一会儿之后，我穿戴完毕，到楼下问了大餐厅的位置，然后去了那里。还不到晚饭时间，餐厅里的座位几乎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两个人。领班领我到窗边的一张桌子旁：“先生，您坐这可以吗？”
“坐哪里都可以。”我用自己最动听的英国口音回答。
接着侍应生们就赶过来，一股脑儿送上冰水、菜单还有黄油和面包。由于过于兴奋，我并不觉得饿。但还是做了做样子，点了清蒸肉汤、烤子鸡和香草冰激凌，还有半瓶香槟。我只顾沉浸在对现在角色的扮演中，无心用餐。饭后我还给了应侍生一美元的小费，当时这算是出手相当阔绰了。我一路走出来时，他们对我都恭恭敬敬，让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我没缘由地回到自己房间坐了十分钟，洗了手之后又出去了。
那是一个夏夜，天气舒适，我情绪甚佳，稳步走向大都会歌剧院。大歌舞剧《汤豪舍》正在那里上演。我并不喜欢这部戏，所以从没完整地看过，只在轻歌舞剧中见到一些片断。但这时我却对它饶有兴致。我买了票，坐在二楼的观台上。歌剧是用德语演的，我完全听不懂，也不知道在演什么。但是，当朝圣者合唱队的歌声响起，那去世的皇后被人从场上抬过时，我感觉那出戏就像是我劳苦一生的终结，于是抑制不住地哭了。不知道旁边的观众会怎么看我。走出剧院时，我步履蹒跚，内心被极大地震撼了。